艾吕尔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学者，他受两个看上去非常矛盾的思想影响都很深。一为马克思主义（他自己声称19岁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了），一为神学（他22岁皈依基督教）。这种矛盾，使得他大量使用辩证法来进行他的研究——而这个辩证法的核心，常常包含着他自己都无法调和的一个基本冲突。

艾吕尔出生于一个塞尔维亚的贵族家庭，家族曾拥有庞大的造船业，但在29年的经济大危机中陷入贫困。我不怀疑具有这样经历的人会很容易接受马克思的思想，但我在这两篇文章中很难找到他最终也接受神学的思想源头。我私下里揣测，正因为他的悲观主义情绪（他这方面远远超过芒福德）和对社会的深刻理解，如果要寻求解决方案的话，他就只能求助于“圣灵”。第二篇论文（即第五章），把他和芒福德做了一个小小的比较，我隐约发现了我这个论点的间接证据。

<第四章 雅克艾吕尔：技术、宣传与现代媒介> 作者：伦道夫 克卢维尔（Randolph Kluver）

<第五章 艾吕尔：神学研究的对照方法> 作者：克里福德 克里斯蒂安（Clifford G. Christians）

艾吕尔接受了马克思的世界观，马克思为他解释了经济力量和社会结构的关系；他也接受了耶稣的信仰，基督向他解释人性和生命里存在的宏观问题。从马克思那里，艾吕尔学到了一个条理清晰的框架，用以解释和理解经济社会现实；从基督教的信仰里，他获得了社会和人生应该达到什么境界的眼界，同时获得了对人类前途满怀希望的信心。

艾吕尔最关注的并非是大众媒介，而是现代社会的戏剧性变革，大众媒介则是这个变革中的一个关键部分。更具体地说，他关注的是技术、政治和媒介如何使得社会“失去人性”。他的核心论点是：在当代世界的技术方法和人的心态造成的社会环境里，人类社会、人的思想方法和传播都发生了变化。他认为，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必然导致技术地位的上升，在这个过程中，人的经验必然要失去人性。由于当代大众媒介追求不断提高效率的渠道，所以它们增加对人的影响，瓦解民主，破坏批判能力。关于重大问题的博学的辩论被宣传伎俩取代，富有意义的人际交流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陈词滥调、半真半假的言论和象征意义强大的流行口号，最后的结果是用图像取代交流。艾吕尔认为，图像等技术优势的信息发送系统和讯息信息喧宾夺主，篡夺了关于价值、目标和媒介的人类话语的重要地位。

技术是一个自我定向、自我扩张的社会进程。艾吕尔并不反对技术，他反对的是这样一种精神状态：用技术手段及其价值来取代批判性的道德话语的精神状态。一旦赋予技术问题优先考虑的地位（能够做到吗？），我们就失去了价值论问题（应该这样做吗？）的视野，最终就会考虑纯技术性的问题（什么是做这件事的最有效的方式？）——这个部分我在波斯曼的《技术垄断》中也看到过，相信波斯曼受这个影响很深。

艾吕尔认为，追求效率范式，或者说默许把一切任务交给更加有效的技术的倾向，最终会把道德话语驱除出公共政策领域，直接或间接地使人类社会失去人性（读到这里，我不禁跑新浪微博上post了一句：02年16大提出的“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便造成了今天的社会现实）。数字标准和技术标准优先，压倒任何批评标准或道德标准，这就是艾吕尔所谓的“技术至上”。

艾吕尔的第二个关键概念就是“宣传”（事实上，我读书时候的导师告诉我，propaganda在英文中是一个带有贬义的词，关于宣传的研究是从研究纳粹主义如何占领德国开始的）。他写下了在传播学者中广为人知的《宣传》。这本书主张，负责公开探讨问题的机构比如媒介系统和政府，如今使用宣传的手法，压倒了理性的话语和批判的思维。

艾吕尔给宣传下的定义是：一整套方法，结果是，大批人积极地或消极地参与宣传行为，由于心理上的操纵，许多个体结成一体，融入一个组织。宣传不是一套有限的修辞技巧，宣传是一整套社会科学的洞见和技巧，包括媒介的大规模传播，结果，多半默不作声的受众就顺从地接受宣传了。艾吕尔并非站在技术决定论的立场，他的观点是，人们心甘情愿地拱手相让，使技术和技术方法支配人类的事务。

在现代社会里，大众媒介业已成为集体生活的媒介，成为塑造集体意识的手段（我认为，集体无意识是最恐怖的集体意识，也是任何一个宣传者想达到的最佳宣传效果）。况且，大众媒介的集中化性质隐含着这样的命题：它们不鼓励思考，相反，它们是使人跛脚的社会控制力量。宣传的结果并不是理解和接受，而是顺从。人们是否同意宣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对宣传做出回应——本能和反射。它不再导致选择，而是释放出被紧锁的反射行为。技术介入社会生活的特征之一，是人类交流系统的降格，后果是讯息的降格。宣传使得政治主张降格为纲领，纲领降格为口号，口号降格为图画（直接的发射刺激形象）。而今天，个体的人已经转向媒介去寻求信息和意见，去吸收集体的价值和意见，他们已经完全依赖公共舆论了。

艾吕尔关注的是体现为社会科学和媒介生产技巧的技术是如何瓦解理性和批判的——宣传让一切批判性判断和个人判断的东西消失，宣传和传统的话语观念、民主观念是对立的。宣传的特征有：静悄悄的影响、神话的利用、匆匆忙忙的非理性诉求；而这种瓦解又是难以觉察的。在《词语的羞辱》中，他抨击了“形象”这个东西，他认为形象不能传递真理，只能传递现实（我依稀想起了中国的禅宗和伊斯兰教义的主张），由于形象泰山压顶似的影响，连词语都丧失了意义，成为宣传的奴隶了。

艾吕尔的研究触及广泛的学术领域（这一点我在波斯纳的《公共知识分子之衰落研究》中得到很大的启发，今天的学者们分科是很严重的，专家之所以被戏称为砖家的原因在于当这些分科严重的学者们跨出自己的领域提出一些公共主张的时候，是很滑稽可笑的），在媒介研究上，他的重点是媒介和社会文化的关系。比如麦克卢汉喜欢强调媒介的作用，而艾吕尔则将这个作用算到了技术化的头上。艾吕尔论证说，越是依靠传播的技术手段，我们之间就越发不能互相了解。而媒介的无孔不入，则必然会堕落为宣传。

艾吕尔批评我们对于技术的过于依赖，我们太过信赖技术，而不是倚重人文价值和伦理选择。他的焦点从来不是具体的技术形式，而是人的意识，人对技术的回应，包括对媒介技术的回应——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波斯曼师承的是他，而不是麦克卢汉。

本章作者克卢维尔最后总结了一些对于艾吕尔的批评。比如勒纳批评艾吕尔规避数据搜集和数据分析，这使得艾吕尔有些夸大其词。不过，克鲁维尔认为，勒纳批评艾吕尔未能做的，恰恰是艾吕尔鄙视的东西：在追求效率和资格的官僚主义价值体系中，自我丧失殆尽。艾吕尔始终坚信，技术存在的唯一理由是人们可以选择技术（包括研究所使用的技术）。

第五章作者克里斯蒂安花了很长的篇幅来讲艾吕尔的神学研究方法——这不是我感兴趣的。不过，作者倒是分析了艾吕尔和芒福德两位大师的一些区别。芒福德在《权力的五边形》中说，所技术化世界支配的社会，最终会达到权力五边形的饱和状态：政治专制、机械能量、批量生产、利润和操纵型公共性。芒福德对技术威胁的回应是人性化的回应，而艾吕尔则认为，唯有维护神的原理，我们才能够捍卫人性化的价值。

就深刻而言，我个人以为艾吕尔比芒福德深刻，但解决方法而言，芒福德已经有点让我觉得“虚”，艾吕尔就更“虚”了。在终结我这个可能很长的本书读书笔记系列之后，我会写下一些对于批判性质的学术的看法。事实上，我比这两位大师，更悲哀。

顺便提一下，根据在豆瓣搜索的结果，国内译本，芒福德的有若干，均由中国建筑出版社出版，主要围绕他的城市研究。人文思想部分的只有一本《技术与文明》。艾吕尔的，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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