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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五）

魏武挥 — Fri, 20 Jun 2008 08:55:40 +0000

这是本书的最后一篇论文《再访科斯：现代经济中的企业集团》，探讨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何公司会结合成一个称为“企业集团”的实体。之所以称为“再访科斯”，是因为科斯（Ronald Coase）在1973年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何公司会存在。因为按照安全竞争市场理论所谓的价格机制可以完美地协调货物与劳务的供应，为什么需要一堆企业和一群职业经理人来做更多的协调工作呢？（这个问题Williamson已经给出了答案）

Granvotter已经注意到，有很多企业会在颇为排外的一个企业群体内相互做生意。在进行了企业集团的操作性定义之后（这个定义在各国，特别是东西方，截然不同），他还简单地论述了为什么大多数研究集中在企业而非企业集团之上：难以取得集团的量化资料。更重要的原因是，Granvotter认为，主流的工业组织理论不期望看见其重要性。比如说钱德勒（Chandler）。这位伟大的企业史学家、战略管理领域的奠基者就强调，厂商，特别是制造业厂商，在技术及市场需求能提供实在的规模经济及产品范畴经济的条件下，会走向大型、部门分化和专业经理的路子。不过，Granvotter辛辣地批驳道：一个最受Chandler描述的多部门公司的典范：通用汽车，因为其组织形态的僵硬以至于20世纪40年代以后就一直面对困境。

另外一派观点则是Schumacher的著名的“小即是美”的观念。这种看上去暗含某种分权化的政治意涵的理论，说到底还是企业试图去减少支出。不过，经济和政治其实永远无法绝对分开。Granvotter写道：

证据显示，结盟及整合不仅受到经济现实的影响，而且也受到符号议题的影响，其原因牵涉了在社会运动中动员资源的因素。

有时候，你不得不承认，东西方之间还是有些类同的。曾几何时，我们也组建过所谓冲刺世界500强的企业集团，当然结果是很可惜的，几乎全部失败（唯一成功的，大约就是宝钢了）。

Granvotter划分了七个维度来观察研究企业集团，为后继者提供了很好的方法。

第一个维度就是企业集团连带的主轴：地域？政治党派？种族？家族？还是宗教？事实上，家族企业在东方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中国、日本、韩国都有强大的家族企业）。这些不太正式的连带，会通过一种叫“控股公司”的方式来正式化，这也正是企业集团研究的第二维度：所有权关系。

第三个维度就是“威权结构”。其实无论是政治学还是社会学还是经济学，威权能够提升效率的观点是很有市场的。这一点，在一个曾经很流行的游戏中得到反应：《文明》。在这款游戏中，我至今记得，就效率而言，仅次于民主制的社会制度就是威权制。但由于如果玩家选择民主制，发动战争的权力还必须由计算机控制的议会所决定（换句话说议会会阻挡你作为玩家开战的可能），我是更倾向于使用威权制的。

道德经济（我愿意使用集团的文化、价值观）是第五个维度、财务资本和银行角色是第六个维度。最后一个则是集团和政府的关系。与一般企业不同，集团由于足够规模，不和政府发生关系的企业集团，几乎无法举例出来。

Granvotter最后妙笔生花，写下了这样一句值得咀嚼再三的话：

自由市场的产生竟是社会与政治建构的一个不自然的杰作。

与韦伯的“理性牢笼”，大有异曲同工之妙。人啊，就是那么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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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四）

魏武挥 — Sun, 15 Jun 2008 08:06:19 +0000

这大概是本书五篇论文中我读得最畅快淋漓的一篇了。这篇题为《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劳动力市场分析：一个社会结构的观点》让我在近来的朦胧感中忽然感知到了某种清晰的认识。Granovetter于92年发表的这篇论文，用镶嵌地观点，精辟地指出了劳动力和组织那么的一层无法言明但又事实存在的关系。

很多年以前，我就彻底放弃了“制度主义”者的立场。在浸会的读书期间，我更学习到利用制度来进行公司管理是一种“古典”管理学派，或者说，过时的玩意儿。这种将组织视为“机械”的隐喻，只能生存在资本主义萌芽期间：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和要求不高的工作岗位。而在今天，特别是在所谓的知识经济中，这个只靠制度来管理公司的理论，大抵只有在军队里还是充分有效的。

从组织传播学的角度，Granovetter这篇文章混合了人际关系学派、人力资源学派和文化学派三方的组织管理立场。再一次，他不像经典的经济学那样，忽略了经济动机与非经济动机的作用，而是将个人镶嵌到组织内外的社会网中，审慎地看待劳动力流动（或者叫转业）的问题。应该说，这是一种中层社会理论的框架。Granovetter敏锐地意识到：

当一个人换了一系列工作后，他/她所得到的绝不只是人力资本而已，更得到了，也是更难被解释为投资现象的一系列同僚，这些人深知他/她的能力与品格。这项认知是不需要成本的，是在工作时的互动中产生出来的副产品；这项没有成本的特性很难调合于经济学模型之中。

换句话说，新员工进入一个组织后，他/她就会逐步地“镶嵌”到这个组织内的社会网中。而根据前作“镶嵌”的观点，这个关系网络的整体结构是共同作用的。于是，包括我在内，很多管理者都意识到，员工离职，有时候会成为一种“时髦”：一个人离去，导致一批人离去。

事实上，在很多组织，特别是中小型组织中，员工和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并非是被管理和管理那么简单的关系。他们并不割裂。员工并不是通过公司宣传手册来了解公司，管理者也并非通过员工的简历来了解员工。

就拿博客大巴而言，很多入职者在事先提交简历之前，会去看看大巴几位管理者的blog来了解这家公司的高级管理者是个什么样的人。而作为雇佣者，我们也会尽可能地去打听求职者的背景（而不是简历上的东西），也会使用诸如两个月的试用期来观察这个求职者。在这样一种交互中，彼此形成某种“弱连带”式的信任。而这种信任，却不是什么“朝九晚五”的打卡制度，销售根据销售额百分之几的提成制度，能够形成的。（关于信任，Granovetter的嫡传弟子罗家德写过一本《中国人的信任游戏》，很好的书，回头再讨论之。）

信任，是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员工离职的原因，大抵就是信任消失（通常有很多表现，比如激情丧失，信念缺乏，薪资不满，环境厌恶等）。我最头疼的是，只有当某个员工离职的时候，他/她才会说出那些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对组织诚恳批判的言语。有一个渠道，在组织内部开始恶化，就是缺乏渠道去解决困难与委屈。请注意，不是去解决制度的缺失，更多的是，委屈。

不过，个人去向组织抱怨，实际操作性并不高。很难相信，某个高级管理者成天去面对个体的投诉。这不是高级管理者会不会去做的问题，而是个体员工会不会做的问题（可以试想一下，如果你是个普通员工，你会隔三岔五地去向一个副总裁抱怨什么吗？）个体需要团体来发出某种声音。而毛所谓的“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就是说，组织内部，肯定会有各种非正式的团体（即不按组织架构所形成的这个部，那个部）。

Granovetter认为这样的团体是最容易为自己的利益高分贝讲话的：

他们的工作同构性很高，但却不是可以互相替代或相互独立的，而是结合在一起工作的。

对照一下博客大巴，是的，确然。有一个部门（或者说一个团体），他们的声音的确很容易被高层听到。

除了劳动力流动的问题，Granovetter还探讨了“升迁”这个问题。我把升迁不仅仅看成是职位的向上变动，还包括了薪资的提升，或者某种非正式的任命。升迁本身并非难事，难的是在于为什么要让张三升迁，而不是李四。

制度主义者会很容易给出答案：绩效考评（学术的话语是：该员工的生产力何如）。然而，事实上，丰富的证据显示，生产力很少能被真正地衡量。个人的生产力往往在一群人的关系网中纠缠不清。有时候张三的生产力之所以高于李四，关节点并非是张三，而是王五和张三的关系好于和李四的关系，而王五，是重要的supporter。

制度主义者会说，张三能和王五关系好，也是张三的本事，也是生产力的某种表现。但制度主义者可能会碰到这样的困境：当升迁了张三之后，李四由于不满离开了组织，而王五因为李四的离开，产生某种兔死狐悲的感觉（前面说过，离职有可能成为某种时髦）也在一周后离职。那么，张三的升迁是合理的吗？

所以Granovetter说：

如果以为升迁系统仅仅酬佣效率与才智，并且公司以此明示或暗示地承诺员工，工作努力必得回报，未免是太幼稚的想法了。

总体来说，Granovetter认为制度是需要的，但制度必须从属于组织的某种特性：必须考虑个人行动实则镶嵌在社会与经济关系的网络中，以及经济动机与非经济动机其实是混杂在一起的。是故，制度不是能抄的。

管理者对组织的劳动力的考察和安排，是一件难事，不是一件烦事。烦事大抵去做就可以解决，而难事，有时候会越做越错。

人者，组织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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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三）

魏武挥 — Sun, 01 Jun 2008 15:05:12 +0000

在这篇题为《弱连带的优势》的论文中，Granovetter提出了一个关键的概念：弱连带。

所谓的弱连带，就是人际关系中来往并不那么紧密的关系，比如说过去的同事，十年前的大学同学，我个人认为，很多亲戚其实也是弱连带（中国人也就是过年过节一起吃顿饭）。Granovetter的研究表明，小团队内部的互动最终汇聚成大规模的结构形态，弱连带是起着关键作用的。

有一个反例可以大致说明这个问题。比如我和张三、李四都是交往过密的好友（强连带），那么当我从张三那里听到某个信息再去告诉李四时，多半李四已经从张三那里得知了。Granovetter认为，是因为张三和李四之间产生连带的几率会非常大的原因造成的。这个反例说明，一条信息，只会在这三个人里转来转去，大有陶渊明所谓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的状态。Granovetter这样说：

透过强连带而流传的谣言，比起透过弱连带，多半会被限制在少数人的团队之中。其主要的原因便是没有跨越不同团体的桥。

桥（bridge），在弱连带的范畴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桥是连接两个强连带所组成的团队的重要通道。而弱连带的重要性在于当它们成为这些区间桥梁，可以创造更多，而且更短的路径。

Granovetter用了不少科学研究来证明他的观点，其中就包括SNS圈里都耳熟能详的Milgram的研究（还记得六度吗？）。很多人都知道Milgram发现一封信通过六个人就可以从起始者手中到达既定的到达者的手中，但恐怕不是很多人知道下面这项结论：

在这样的连接中，很重要的一次连接是小册子从白人圈转到黑人圈的那一次。有50%的例证显示，白人描述收件的黑人是“相识的人”，这个连接最后总是能完成。当白人将小册子传给黑人“朋友”的时候，完成的比例低于26%。

朋友指的是强连带，相识的人可以指代弱连带。

研究弱连带，很重要的一项应用就是“创新传播”。因为有不少研究已经指出，初期的创新者多半是居于边陲的人。（想一想，就是IT圈那些创新，哪个创新不是无名小辈弄出来的？）

有的创新最终终成正果，而有的创新则夭折。Granovetter认为：

一个起初不受欢迎的革新若仅透过那些拥有少数强连带者的传布，多半也会被限制在少数人组成的一些小团体之中，因此没有什么效果。

我的直觉告诉我，在中国，应该有太多的网络创新一直在IT圈子里晃来晃去，好评如潮却始终找不到突破口。而“Blog”这个创新，爆发点都不是因为在IT圈里传得太多，而是中国出了个木子美造成的。

回过头来看看博客大巴，我这个服务的网络公司。车东应该是IT圈子里的人，我跨着商圈和学界（只是后者太过无名小辈），老横虽然死活不承认他是文学青年，但他和文学青年过往甚密却是不争的事实。但最重要的是，这个网站的市场leader不折不扣是个圈外人：一个为某知名化妆品品牌（也就是品牌管理领域）服务了八年的jenny。

所以，我始终认为jenny对博客大巴是至关重要的，看来，今天，我这个论点得到了理论上的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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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二）

魏武挥 — Wed, 28 May 2008 04:50:17 +0000

（作者注：本文与其说是在讨论《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这本书，不如说是在讨论《阿里巴巴神话：马云的美丽新世界》这本书。）

本书的第二篇论文《门槛模型与集体行为》，其实写作的时间更早一些：1978年（第一篇论文则完成于1985年）。不过，在我看来，这篇论文是镶嵌理论的极好注解：研究镶嵌的意义。

本文主要研究问题是关于集体行为的：一类努力集中在新规范与新信仰如何在旧的解体或一片混沌中产生。Granovetter给出的一个重要变量是：门槛。他对于门槛的定义如下：

一个人会看到多少人或多大比例的人采取一个决定时，才会采取相同决定；这一点是此人净效益超过净成本的门槛。

这个解释表明，Granovetter再一次站到了中庸的立场上：从总体结果去推论个人习性，或者假设个人行为最终为集体规范所影响指导，都被他所抛弃。一方面，他承认社会对人的影响（多少人或多大比例的人），一方面，他也强调个体的因素（看到，这两个字代表着某种主观）。

相较於上一篇论文而言，这篇文章的数学色彩更浓一些。我花了不少时间一字一句地去啃。我并不想在这里把这篇论文的主旨意思再介绍一遍。在看这本书的同时，我又在阅读另外一本书：《阿里巴巴神话：马云的美丽新世界》（呵呵，这本书就容易读多了）。在我假定该书作者孙燕君写的都是客观事实的前提下，我倒是从门槛理论的角度，对阿里巴巴的成功有着更新的认识。

Granovetter对门槛的一个通俗解释是这样的：

一个人加入暴动的门槛被定义为“在我加入之前有多少百分比的人已经加入”。一个极端分子的门槛会很低：他认为参加暴动的利得会很高，而被逮捕的成本则很低。有些人会“极端”到门槛是0%。—- 就是那些没人参加暴动也会主动引发暴动的人。他们是煽风点火者。保守者的门槛则很高 —- 他们会认为参加暴动的利得会不高甚至为负值，而被逮捕的成本则很高，因为他们是“可敬的公民”而非“恶名昭彰的群众鼓惑家”。门槛高达80%或90%者比比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些死也不会参加暴动的人，而给他们定的门槛为100%。

我们现在把“暴动”两个字给替换成“参加阿里巴巴的伟大事业”，就会发现一些有趣的小推论。

团队的重要性

当然，所有人都知道一个人没法打天下，而是需要一群人去打天下。但更多的人是站在一个人做不了所有事情的立场上的。周知的是，马云有所谓“创业十八将”，不离不弃，至今没有替换过。

本质上讲，公司和宗教组织并没有太多的分别。公司所强调的某种价值观（或者某类价值观）和宗教也没什么分别。马云所谓的《独孤九剑》与其说是价值观，不如说是类似于摩西十诫的教义。而马云本人，当然就是大主教了。

然而，一个大主教是不够的，关键是有一帮虔诚的信众能誓死相从。这群信众的重要意义在于，当更多的新人加入时，他们会发现“在我加入之前有很高百分比的人已经加入了”。而这些新人加入后成为更多的后来者的“更高百分比的人加入”的例证。

阿里巴巴曾经碰到过巨大的危机，在《阿里巴巴神话：马云的美丽新世界》书中的解释是，扩张太快，脑子发热，导致成本太高，于是入不敷出，加上遭遇互联网寒冬，不得已阿里巴巴开始大裁员。

但我的另外一种解读是，新人加入的速度太快，导致教义还没有被完全普及开时，教众不够，在这个运动中，很多人没有那种“在我加入之前有很高百分比的人已经加入了”的感觉（我指的加入是对企业教义的信仰）。而大裁员之后，十八将就成了一种足够的“门槛”，马云后来的所谓“整风运动”也得以顺利展开。

某种意义上讲，互联网寒冬是马云应该庆幸的事。如果不是那次被迫的大裁员，马云当年即使赚了一些钱，他的团队，也迟早会分崩离析。

不过，这里还是留下了一个重要的疑问，那就是为什么马云有十八将，而李云、张云没有呢？

裂变的重要性

与《乌合之众》、《狂热分子》所不同的是，Granovetter是相当谨慎小心的。他同时注意到“在我加入之前有多少百分比的人已经加入了”对于“我加入”并不永远是正相关的关系。比如说，有些人既不愿意去空无一人的饭店吃饭，也不愿意去太过拥挤的餐厅。

适时的裂变，是组织扩张业务的一种需要，同时也是保持一种教义继续强化的需要。有些本来虔诚的信众会因为发现组织人太多而心生怨念反而离开。

不过，裂变也有很大的危险性，那就是虔诚信众本来是多数，在裂变后的新团队里，反而变少数了。阿里巴巴是这样解决的：

1、新团队使用虔诚信众作为leader，而不是从外面招聘业务高手；

2、新团队的扩张也不是突然之间膨胀的，而是一步一步变大。这一点，阿里巴巴始终做得很好，它对价值观的重视高于对业绩的重视。

3、新团队成员先接受洗脑，而不是立刻投入到战斗中。在洗脑的过程中，让个体产生强大的集体压力：呀，那么多人信这个。

4、拒不接受价值观改造的，无论业绩多优秀，立刻出局。用这个来保障信众的多数。

空间的重要性

很多经济学研究会忽略空间对集体的经济行为的影响，但Granovetter并不这样认为。他用韩国村妇采用避孕药计划作为例子，来论证空间是一个重要的变量。

在《阿里巴巴神话：马云的美丽新世界》一书中，作者也提到了阿里巴巴的一段历史：空间被割裂。

在阿里巴巴第一次融资后，搬入华星。马云认为需要租用整层，而他的跟随者则认为半层就够了。结果，随着阿里巴巴的扩张，果然半层就不够了。阿里巴巴最后用四层的空间来解决更多的新人的加入问题。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特别是在那个时点，马云并没有认识到普及教义的重要性。空间被隔断后，导致教义的普及变得困难：在某些地方，不信教的人是多数，并呈“螺旋式”的增长。

在阿里巴巴度过了危机，走上大规模赢利道路之后，也会碰到空间问题，那就是外地市场的开拓。阿里巴巴的办法是：空降，而不是有些企业认为的“追随人才”。

所谓的空降，就是派遣虔诚者去那里做leader，而不是在当地雇佣什么人做leader。阿里巴巴内部的业务主管被派来派去是极其正常的事情，而这些深受洗脑的信众们，也毫无怨言。这就是教义的力量。

在我看来，Granovetter是认同个体对于他/她是否加入集体行为是有影响的，因为每个个体的“门槛”不一样。有些人会自动加入，有些人则需要观望后加入。不过，前提还是：人是理性地趋利的。但同样，Granovetter也认同集体的压力对个体行为的影响，表现是个体所需要的“门槛”被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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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一）

魏武挥 — Tue, 27 May 2008 09:12:38 +0000

先要介绍这位名为Mark Granovetter的宗师级学者，事实上，他到今天为止的研究，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两个字：关系。他所涉及的经济学问题，用学术的说法来说，就是“商业社会学”的领域。

有一句俗话叫：对事不对人。在过去，我认为这句话在中国是绝对不成立的。但在阅读了这本书后，我知道，西方世界里，这句话也是空想。如果西方人真能做到对事不对人的话，又何必有什么人去研究“社会网和经济行动”之间的问题呢？

这本书其实是一本论文集，前后一共五篇。我将分为五篇日志来讲讲我的阅读体会。我不是一个受过正规社会学教育的人，虽然本科读的是经济学学士，但年代久远，也大部还给了老师。因此，如果有说的不好的地方，期望有方家能够指正。

第一篇，题目为《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镶嵌问题》，这篇论文几乎可以说是Granvotter的成名作，也是镶嵌观点的原创之作，是随后十年里被引用最频繁的论文之一。也正是因为这篇论文，镶嵌二字变得极为时髦。这充分说明了，在西方人眼里，所谓“对事不对人”，也只好糊弄糊弄不懂事的小孩子。

大抵上，有两种流派来看待经济领域中的社会化问题。一种流派坚持认为经济行为和社会化没什么关联，主要动机是“功利主义”，换而言之，是一种理性人的假设。这个流派被冠以“低度社会化”的称呼。而另外一个流派，则认为人是“过度社会化”的。社会对人是有很大影响的。不过，他们认为人是通过一种社会内化过程来完成社会影响的，使得人屈从于共有价值观和规范系统的行为十分自然，毫无反抗。比如说，生意给熟人做（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是应有之意。如果不这么做，反而要进行一次“反抗”行为。

正如我一贯推崇的亚里士多德的名言：精神美德处于两个极端之中的合适位置，Granvotter就提出了一个中庸的观点。他认为在经济社会中，人和人之间不是孤立的（反对低度社会化），但又不是那么密不可分的（反对过度社会化）。人就像一颗钻石一样“镶嵌”在整个社会系统之中，既有联系，又不是那么有联系：彼此可以相对独立地存在。

这个观点似乎有点平淡无奇，但作者继续他的论证：具体的关系以及关系结构（或称“网络”）能产生信任，防止欺诈。这个观点已经很深邃了。反过来说，市场经济社会所需要的必备的信任关系，在他看来，不是制度安排或普遍道德，而是社会关系。（但这不等于说社会关系决定了经济关系，因为信任只是一切的开始罢了，而不是全部。在可信任的基础上，人和人之间的商业博弈，还是要彼此都有利可图的。）

不过，Granvotter还是很小心，他没有提出社会关系是信任的充要条件，而是谨慎地告知他的读者们，社会关系只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正如我们世俗社会所周知的名词：宰熟。熟人有时候不见得是一定可信任的。

研究镶嵌问题的一个例子（作者同时承认，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可以独立研究的问题），是作者的论文的第二部分：要不要外包？作者的小标题是：市场抑或科层的问题。在实际商业过程中，我们的确会经常碰到这样一个问题：这个工程（项目），是自己安排人手完成，还是发包给外面专业公司完成？比如说，制作一个Flash。

以Williamson为首的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任何情况下组织形式都以最有效率地处理经济交易为原则。换句话说，效率是核心关键。经济学的奠基式人物Adam Smith是如此得痛恨商业同盟，但Granvotter恰恰以为，商业关系与社会关系密不可分。效率在事实上的商业社会中，未必是核心关键指标。商业精英们的良好私交而导致一项效率似乎有点低下的组织间的合作，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组织也是镶嵌的）

这不仅让我想起我很久以前所接触到的一种营销上的理论：钥匙理论。这个理论的要点是，为了完成一项机构生意，你必须有四把钥匙，或者说，必须攻克四个人：决策者（比如ceo）、执行者（比如该项目的实际执行人）、买单者（比如财务主管）、鉴定者（比如ceo的秘书）。只有四箭齐发，才可能最大限度地保证生意的成功。这个几乎算是坊间的朴素的理论，从另外一方面证明了，效率，绝对不是一项生意成立与否的唯一前提。

在组织内部，这种情况就更常见了。由于私交的良好，会让两个不同岗位的员工配合有加，反之，则经常磕磕碰碰。把流程确定好，然后照章去做罢，不是幼稚，就是太过官僚。组织是一种人的集合体，而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的集合体。正如作者所说：

公司乃是依照正式组织章程建构的，这种观点在社会学眼里实在幼稚无知。

Granvotter还稍带讨论了一下公司政治的由来。在他眼里，低人员流动率的多科层大公司（请注意，西方人对大公司的标准和我们不一样。只要是多科层，有个几十个人的公司，就是大公司了），员工都有长期合约，分享了紧密与稳定的关系与相互了解，政治同盟便得以建立。换句话说，“公司政治”之类的大公司病，那是绝对无法避免的，除非你有足够的耐心，让员工成天保持高流动率。

作者的这段话，我个人以为，是很好地诠释了究竟什么叫“镶嵌”的：

行动者既不是象独立原子一样运行在社会脉络之外，也不会奴隶般地依附于他/她所属的社会类别赋予他/她的角色，他们具有目的性的行为企图实际上是嵌在真实的、正在运作的社会关系系统之中的。

不过，这篇论文，只是一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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