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每个人都有在一个密闭的空间（比如电梯间或车里）碰到别人放屁的经历。如果放屁者肠胃良好倒还罢了，偏偏此人还食有大蒜且最近某事不畅，这个滋味大抵是不好受的。

做一个假设，荒诞是荒诞了，假设这个社会规定放屁者必须要脱裤子，那么，憋不住实在要放的，大概依然是还要放的。但若能憋一下，恐怕也就能憋便憋，熬到厕所再说了。

脱裤子放屁，听上去是很有些搞笑的，但放在商业社会里，那就叫“业务留痕”，谁在什么时候做了什么事，得记录下来，不能一做了事。业务留痕的好处，应该很多人都明白。虽然同样也有很多人抱怨事情做都做了，干吗还要我记录一下，但组织大到一定规模，不搞这一手，是绝对不行的。

千年以上（前536年），郑国有一个人，叫子产，他搞了一个改革，称之为“铸刑书”，也就是把刑书（法律）铸造在金属器物上以供国人知晓。铸刑书的重大意义在于，冲破了秘密刑思想的束缚，让国人都清楚地知道，做了什么不端的事，便需要承担什么后果。

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关于“程序正义”的努力了。我们今人看来法律必须被公布是很正常的事，但在千年之上，却是要冲破种种阻力的。因为古人认为一旦刑法公布，会让国人产生规避的心态，那么，国家就不好治理了。

子产的做法，是有些“脱了裤子再放屁”了。杀了人，就上刑场抵命便是，何必再搞个什么“铸刑书”。而后世更进一步的做法就更脱裤子放屁了：公开审判。明明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人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但等一下，三堂会审，控辩舌战，证据确凿后，然后才可施刑。

法治社会的根基之一就是程序正义了。程序正义不仅可以告诉所有人什么事不能做（法之禁止），还能清楚地告诉你如果做了会有什么后果（刑之依据），再告诉你无论什么人承担的后果是大致相当的（人人平等），更进一步的，判断你做了还是没做这个事是有一整套的程序来梳理论证的，最后，还有一点极为重要，那就是“法无禁止即可为”（对人而言），以及，“法无许可不得为”（对政府而言）。

好像这些道理很多人都明白，很多人也都认为天经地义。但我不得不告诉各位，这个社会，不脱裤子就放屁的事情，随处可见得紧。

有太多的莫名其妙的结果和现象，你都无法知道，是按照哪个程序来的，或者，压根，就没有程序。

这就是法治和人治的本质区别：放屁，脱了裤子，还是不脱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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