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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麦克卢汉到乔布斯：媒介技术与环境保护

魏武挥 — Fri, 04 Nov 2011 02:52:49 +0000

在我们迎来了麦克卢汉一百周年之际，又送走了苹果的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麦克卢汉當然不可能见过乔布斯，而从乔布斯的言行来看，对麦克卢汉想必也很陌生。然而，时或空都没有交集的学术重镇和商界领袖之间，却出现了惊人的一致性。

“媒介即信息”又一参考个案：手机

虽然麦克卢汉有着“媒介即信息”之类的断语，但国内媒介环境学当仁不让的译介大师，深圳大学的何道宽教授坚持认为麦克卢汉不是“技术决定论者”。不过，曾经给莱文森留言否认自己是媒介决定论的麦克卢汉应该自己都会承认的是：他的确认为，技术对文明和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

手机的出现，无疑是其中之一。国内有论者甚至给手机加上了“第五媒介”的称谓（印刷、广播、电视、互联网之后）。虽然这种称谓在学术上未必能完全成立，但它所代表的那种“重要性”是确然的。

乔布斯不是手机的发明者，但正如他在07年iPhone第一代上市时所宣称的“我们将重新发明手机”，乔布斯和他的苹果，让手机这样本来仅仅是一个通讯工具的东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这张图来自美国最大的风险投资基金KPCB（凯鹏华盈）于今年1月份发布的报告，根据它的调研发现，人们今天在手机上只有32%的时间是用于所谓“传统的”功能的：打电话和发短信（图中的skype是一种通话软件，本质上也是打电话），而有9%的时间用在收发电子邮件上，12%的时间用于web式应用，47%的时间则在其它各种原来想都不会想到的功能上：地图、游戏、社交网络、各种工具，等等等等。

虽然这张图所描绘的时间分配是泛指所有手机，但很显然，几乎所有的移动互联网从业者都同意，正是因为iPhone的横空出世，才推动了整个智能手机产业的前行——从谷歌的安卓系统，到微软的WP7，甚至逼迫诺基亚放弃了自己的塞班系统。iPhone已经俨然成了“智能手机”的代名词，同时，也让手机不能再被简单地称为“移动的电话”，而真得成为了“手上的机器”——也是人们最重要的几乎片刻不离身的数码设备。

但是，苹果的辉煌，乔布斯的巨大成功，和早已故去的麦克卢汉，又有什么关系呢？

以“冷热媒介说”看手机

让我们从麦克卢汉本人受批判最为强烈的“冷热媒介说”开始吧。

麦克卢汉认为，所有需要人们高度参与才能完成信息接收的，都属于冷媒介，而相对的，无需人们花费太多额外的注意力就能完成的，则属于热媒介。按照他的说法，电视是一种冷媒介，因为电视能够提供的形象不够鲜明和清晰，看电视的人需要尽可能地去深入参与，才能重构一闪而过但又略显模糊的图像。而电影则是一种热媒介，它的图像很完整，以每秒24格画面的速度播放，使得看电影的人远比看电视的人“省力气”。

这个说法后来受到很大的抨击，因为电视作为一种设备而言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随着今天客厅电视越来越象一个“家庭影院”，抨击者认为“冷热媒介”的区分，显得十分的怪异和不合时宜。但事实上，麦克卢汉与其说是一个严谨的学者，不如说他是一个预言家（他的预言倒是有那么点十中八九的意味）。冷热媒介并不是一种结论，而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索过程。电视和电影究竟是冷还是热的，其实压根不重要。重要之处在于：如果一个媒介且属于人们惯常使用不可或缺的媒介，不需要人们深度参与，它会如何影响人类的行为从而影响社会。而一旦不可或缺的媒介需要人们深度参与了，它又将发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才是麦克卢汉及其身后的媒介环境学所关切的重点。

麦克卢汉的冷热媒介说，根本上是要引出这样四个问题，也就是他的媒介四元律：1）这个媒介使什么得到提升或强化？2）它使什么东西过时或取代了什么东西？3）它使什么过时的东西得到再现？4）它被极端挤压之后产生了什么东西或变成了什么东西？。正因为人和媒介之间的互动多寡，才会使得这个四元律变得有其意义。而当我们将智能手机放到这个四元律中，就会出现一大堆有趣的思索和探究。

在乔布斯的iPhone之前，智能手机虽然存在，但并不是一个吸引大众眼球的东西。诺基亚是智能手机的第一代王者，但这种王者是建立在本来领域就不大的基础上的。大街小巷的诺基亚手机，基本上还是以“功能手机”为主。它被人们常用的功能只有两项：通话（听说）和短信（阅读）。

功能手机显然是一种冷媒介：需要我们投入很大的注意力。这大概也是边打电话边开车是一件危险的事的缘故吧。但功能手机往后发展，有一度迈向音乐手机的趋势。因为生产商注意到这样一点：人们的随身设备似乎又需要mp3又需要手机，何不将它们合二为一呢？

音乐手机事实上让我们的参与度更高（虽然听音乐总得来说是一件参与度不高的事，即便麦克卢汉还把爵士乐分为了冷热两种），因为它需要我们动手将音乐复制进去。音乐手机使得每个人的手机或多或少有了些差别：我的手机里放着周杰伦的乐曲，而你的手机则吟唱着帕瓦罗蒂高亢的歌声。

我们现在可以这么说：智能手机是一种冷得不能再冷的媒介了，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它去再创造。这类创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有一大批人不断地为智能手机增加新的功能点，这些人被称为“应用开发者（商）”，iPhone上今天有40万种五花八门的应用。第二个部分则是大量的使用者去下载这些应用，目前苹果设备上的应用下载已经超过了百亿次的规模。

媒介发展中的两个节点

在整个媒介史的发展中，在我看来，有两个重要的节点。第一个节点是“介质和内容的分离”。无论是书本、报刊杂志，还是石碑，都是无法分离的东西。而随后出现的电视机、收音机，乃至mp3播放器、电子阅读器，都使得内容得以脱离介质而存在。所谓的“无字天书”只存在于神话中，但“无纸之书”却存在于现实中。

介质和内容的分离，使得内容的传输更有效率。想像一下，把一本书从一个上海人手中转移到北京人手中，势必要发生物体（也就是原子）的位移。而一份电子文档的传输，则是比特式的，而无需任何介质的位移。传输效率的巨大提升，伴随而来的，就是信息复制的轻而易举。

而第二个节点就是：介质和应用的分离。电视机作为一种介质，虽然里面播放的内容不同，但都是电视机。两户人家的电视机除了大小、色彩有差异外，主要功能是没有差别的。但以电脑为代表的介质和应用分离，使得两台电脑的功能都会出现显著的差异。一个程序员的电脑，显然和一个专业文字作者的电脑，是完全不同的。

介质和应用一旦分离，使得大量的数码设备成为“冷媒介”——但这个冷媒介的意思，和麦克卢汉笔下的，已经有些不同，或者说，延展了麦氏的意思。大量的开发者让媒介设备呈现出五花八门的功能，而更大量的人蜂拥而至，成为这些设备的使用者。而在这个趋势中，手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可以随身携带的一部智能手机，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手机的功用，它和3G网络一起，推动了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是对互联网一次根本性的提升和拓展。它也让社交这个古老的行为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无数人通过使用智能手机在各种SNS、微博上流连忘返，甚至业界还发明出了“弹性社交”的概念。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更加频繁，整个互联网越来越将“没有人知道你是条狗”抛弃。以iPhone和iPad为两款重要移动设备为前驱的app store（苹果应用商店）重新定义了产业界的法则，迫使wintel联盟解体。

过去有一种说法，一个人出门，必须带上手机、皮包、钥匙。但对于智能手机而言，这三样东西似乎一样就够了。智能手机和信用卡捆绑，能够起到钱包的作用，在机场用手机登机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了。而随着物联网的展开，用手机开门也不会是什么神话。一部小小的手机，已经远远超出传统意义上的“媒介”功用。它已经不再是游离在我们身外的一个配置，有时候，它就是我们自己。

行文到此，似乎充满着乐观，但我们不妨稍许停顿一下，仔细地审视一下，这样的趋势，真是有百善而无一利的么？

不要忽略麦氏論斷的警告意味

在媒介环境学的诸位大家中，从极度悲观的芒福德一翼，到极其乐观的莱文森一翼，麦克卢汉其实是位居中间（但稍稍偏于乐观）的。他的很多探索，被误解为热情洋溢的电子媒介鼓吹者，但事实上他并非如此（一个有趣的花边信息是，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告诫自己的儿子，少让自己的孙女看电视）。他的名言“媒介即信息”如雷贯耳，但同样我们需要注意到，他还说过“媒介即按摩”（media is the massage）。用按摩这一词，已经清晰地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在电子媒介的按摩中，我们必须警惕迷失我们自己。

他对冷热媒介的分析，正如前文所说，其实是一种分析媒介对社会影响的“方法论”，本身并不蕴含多少价值判断。他真正的价值判断在于“地球村”三个字。

在麦克卢汉的理论体系里，地球村指代着一种重归部落化的人类。机械量产时代所造成的面容模糊分裂切割的非部落人，需要重新向部落化回归：一个整体的人。电子媒介能够起到这个作用么？麦克卢汉并没有直接解答（正如他一贯喜欢用警句格言而不做直接判断那样）。虽然电子媒介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而非大家都在沉默地阅读着长得一样的报纸，但他自始自终是一名技术环境保护主义者。他深刻地意识到：媒介对我们的作用，远远超过信息对我们的作用，故而，我们需要象保护环境一样地去保护日益技术化的媒介。换而言之，技术，绝不可被滥用。

乔布斯和他的苹果重新发明了手机，也重新创造了程序（在苹果体系里称为应用）的生产、分发、变现的过程。用“苹果生态”这个词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那么，苹果生态，让我们重归部落化了么？

很难讲。比如，用手机上微博。这件事今天已经非常流行，我们经常可以看见，在饭店中，几个人坐下来并不是交谈或者开始吃饭，而是各自在那里发微博、看微博。我们可以用手机微博填充了我们的碎片化时间，但同时，我们也不得不遗憾地发现，也正是因为移动微博，让我们的时间变得碎片化了：动不动就想去看看微博上有什么新东西。

iPhone（同时也是所有智能手机）上都有着各种用于记事的应用，比如谷歌日历就可以和手机里的应用同步。我们先是发现这是一款很不错的让我们不会误事的应用，然后我们就又发现，一旦离开它，我们似乎便想不起今日的日程安排了。手机的随身携带性，使得我们对这种技术设备的依赖性是重的，而这种依赖，又怎么能言之凿凿地说：我们重归了部落化呢？

智能手机上更是存在着一些很暧昧的应用，比如“弹性社交”这个类别。这种应用可以让你和周围不认识的人搭讪、社交。听上去不错，可以拓展我们的人脉圈，加强我们和人类社会的联系而不是一头扎进数字海洋中不得自拔。但事实却是：LBS（基于地理位置的服务）现在被解读成另外一种LBS（location based sex）。我几乎可以断言的是，这绝不是乔布斯自己想看到的。

乔布斯有助于我们咀嚼麦克卢汉

麦克卢汉曾经说“媒介是人的延伸”，而他那位自称是“麦克卢汉不乖的孩子”尼尔波茨曼则写道，“机器曾经被认为是人的延伸，可是如今人却成了机器的延伸”。自麦克卢汉以降，一位又一位的媒介环境学学者在呼吁对“媒介这个环境”的人文关怀和保护，同时，媒介技术，也在数字英雄们的努力下，一步步地向前推进。技术的最终走向，不是技术发明者所能掌控的。技术的善恶，取决于我们人类自身的利用。从这个意义出发，媒介环境学，恰恰不是“技术决定论”。

互联网诞生之初，就有所谓的“数字鸿沟”学说。但在摩尔定律（用一个美元所能买到的电脑性能，每隔18个月翻两番。）、吉尔德定律（主干网的带宽每6个月增长一倍）、梅特卡夫原则（网络价值等于节点平方）的效用下，数字鸿沟正在慢慢弥合，越来越多的人接入了数字世界，享受信息社会给他们带来的快感。不过，我这里必须要说的是，数字鸿沟的宽度可能的确在缩小，但它的深度很有可能在增加。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技术对我们的利弊，并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我们的掌控能力。从iPod到iPhone再到iPad，乔布斯这一路走来，给我们带来了不断的惊喜，他的成功，正如他一贯念念不忘的，的确在改变着世界。然而，确切地说，他提供了我们改变世界的工具，至于这个世界，究竟如何改变，已然不取决于他。

今天，我们纪念乔布斯，不仅仅是因为他创造了一个真正意义上富可敌国的商业组织，更重要的是，他给了我们一个延伸的工具。而至于究竟是工具是我们的延伸，还是我们是工具的延伸，则需要我们更加去缅怀和反复咀嚼麦克卢汉，不仅仅是因为他那些已经成真的预言，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需要看到的是，在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他一手开创的媒介环境学学派，弥足珍贵的地方。

—— 刊发于当期《新闻记者》，小标题为魏永征教授所加 ——

乔布斯过世后，有朋友问过，怎么没见你写篇专栏聊聊？一来他退休的时候我写过一篇很长的东西，二来我现在改行写学术论文去了，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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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习媒介环境学，从《知媒者生存》开始

魏武挥 — Wed, 03 Aug 2011 02:00:00 +0000

国内学者对于媒介环境学的研究专著是很稀少的。在我视野所及，一本是王冰所著的《北美媒介环境学的理论想像》，另外一个就是这本由李明伟所著的《知媒者生存——媒介环境学纵论》。这两本书都是在做媒介环境学的介绍，前者注重理论根源，后者注重整体描述，相对来说，对于初学者而言，后者更适合入门。

什么是媒介环境学

媒介环境学（media ecology），又被不是那么恰当但也的确指出了它诞生地地称为“多伦多学派”，是当今传播学三大学术流派之一（另外两个是以欧洲为代表的批判学派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行政研究学派）。但这门学科在中国的确存在两个问题：其一、有误解；其二、研究并不兴旺。

先看这个误解。李明伟在本书中也提到了所谓“媒介生态学”和“媒介环境学”之辩。这其实完全是两种研究旨趣。李氏在书中论述甚多，我这里不再做太多的展开。不过我倒是愿意用下图来表示这两者的区别：

也就是说，媒介环境学着力点在于媒介（或者说媒介技术）对社会的作用（可能是正面也可能是反面的），而国内的媒介生态学在关注社会环境是如何影响媒介运作的。在变量安排上，两者正好相反。媒介生态学把现存的社会看成媒介所处的环境——故而有一句名言：媒介是条鱼；而媒介环境学，则把媒介看成我们生活的两大环境之一（另外一个是自然环境）。故而有所谓：媒介即环境的说法。

在澄清了误解之后，解释了什么不是媒介环境学之后，就有必要解释什么才是媒介环境学了。李氏在书中提出了他的看法，我这里则结合华裔学者林文刚一篇题为《媒介环境学的思想沿革初探》的论文来说说我的认识。

媒介环境学做为一个学派，或者说一门学科，就必然需要具备学科存在的必需条件。按照穆雷的说法是，理解一个学派有两个模式，一谓功能主义模式，一谓冲突模式（革命性对连续性）。对于前者而言，就是一个严密的学派必须具备三个先决条件：好的理念、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后者则是学派之间互相冲突的论断：范式是否转移？

那么，什么是好的理念呢？

麦克卢汉和波斯曼都有一个共同的旨趣：从生态学的角度去理解媒介和文化。这个视角认为，媒介对文化的影响表现在形式上和环境上，而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社会组织则是由业已内化的主导性的传播模式塑造的。波斯曼关注文化与教育如何受大范围的社会环境变革的冲击，这样的变革似乎是由于印刷技术向电子技术的转变而引起的。对于媒介环境学而言，波斯曼的定义是：媒介环境学就是对媒介环境的研究。

看看范式上的创新。

经典的传播学派（范式）是管理学派（又称经验学派或行政学派）和批判学派。前者主要关注点是媒介影响研究（效果研究），特点是定性经验主义、功能主义和实证主义。比如关注媒介内容对使用者或消费者的影响，验证媒介对人的短期行为的影响（可以翻阅《大众传播研究的里程碑》一书，那本书里都是这个学派的经典研究案例）。批判学派则部分源自法兰克福学派，后来产生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着重研究的是大众媒介的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媒介的所有权，另外一个重点则是政治和公司对媒介的控制，以及它们如何在媒介内容的生产、销售与获取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媒介环境学关注的则是媒介和技术对文化和社会在形式上和根本问题上的冲击。学者威廉昆斯在《后工业世代的先知》做出了这样的判断：传播是环境的。他还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电视基本上是传播媒介呢，还是一种环境现象？

在昆斯所列的七位先知（学者）中，可以看出有三个分支：以芒福德为代表的机器的蚕食是一脉（我称之为悲观派），以富勒为代表的技术繁育乌托邦是另外一脉（我称之为乐观派），最后则是伊尼斯和麦克卢汉代表的媒介决定文化论。

媒介环境学的最终确立是在1968年，波斯曼介绍时说，媒介环境学的任务就是“试图揭示（媒介作为一个复杂的讯息系统）隐含的、固有的结构，揭示它们对人的感知、理解和感情的影响。媒介作为感知环境，它是我们观看社会的一面镜子（媒介不是社会）。我们通过媒介感知或“构建/重构”的“现实”，是现实的一种翻版，这种翻版是透过媒介的感知特征过滤的。翻版的“现实”乃是插入周围环境和我们之间的一种东西。

媒介同时又是一种符号环境，我们凭借各种感觉去感知世界，又从媒介的符号世界内容去思考。对于作家而言，世界就像一本书，对于电影制片人而言，世界就像一连串的现象和声音——符号本身是带有偏见的。

互联网之所以成为一个很复杂的研究对象，就在于它是个多重媒介环境：多媒介的感知-符号环境。它一部分是文字，一部分是图像，一部分是声音，一部分是电脑，一部分是电话。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符号环境，这种新语言的密码尚待破解。

我意识到这样的问题：新媒体（其实我更愿意用互动媒体）更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因为我们已身处媒介的符号结构之中，我们“参与”到媒介中去达到交流的目的。在社会学中，把客厅、俱乐部或卧室看成一种媒介，就会形成社会-符号环境。但在互动的网络世界中，这种社会-符号环境又带上了一层“虚拟的”神秘面纱，的确非常有趣。

对于“媒介即环境”而言，林文刚给出了三个基本理论命题。

其一，媒介固有的物质结构和符号形式发挥着规定性的作用，塑造着什么信息被编码和传输、如何被编码和传输，又如何被解码。这个重要的理论命题的主张是：界定信息性质的是媒介的结构。林氏顺便提到了小说和改编电影的不可比较性，因为它们根本是两种媒介结构。

其二，不同传播媒介中固有的不同的物质形式和符号形式，预先就设定了相应的不同偏向。伊尼斯写过一本名著《传播的偏向》。其实这在互联网上也常见，同样一篇文章，以门户新闻页的形式出现，以BBS的帖子里出现，以Blog的博文形式出现，以及作为帖子回复的形式出现，对人的影响应该是完全不同的。

其三，传播技术如何影响文化的。这个理论命题是有个假设的：技术带有固有的偏向。——这个假设在波斯曼的《技术垄断》一书里有充分的诠释。

媒介环境学的诸位大家

李明伟在书中用代际传承作为章节标题，向读者介绍了四位这个学派的著名学者，分别是伊尼斯、麦克卢汉、梅罗维茨和莱文森。最为名闻遐迩的当然是麦克卢汉。不过，这个学派真正最关键的人物，在我看来，非梅罗维茨莫属（李氏在书中也如是写道：梅罗维茨不仅为媒介环境学贡献了最有体系的理论，而且其扎实、具体的研究也改变了媒介环境学之前大而空的理论形象）。

正如李氏所说，梅罗维茨点到了麦克卢汉的软肋。麦克卢汉天马行空地预言式方式，着重于“媒介——感官——行为”三变量的前面一组关系，确实未就感官变化如何引起行为改变做出充分的解释。换句话说，麦克卢汉被判为“天马行空”不是没有道理的。而梅罗维茨的《消失的地域》则是一本非常扎实的研究作品，李明伟写道，“梅罗维茨把媒介环境学推进到了社会变化的微观层面。与前辈所研究的宏大多主题变奏不同，梅罗维茨全神贯注于社会行为和角色扮演这样更微观的层面”——此话十分确然。

相对而言，莱文森这位“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则弱了一点。梅罗维茨的研究——以《消失的地域》为代表——基本上到电子媒介时代就嘎然而止，麦克卢汉更是没见过互联网这玩意儿。莱文森则开始向数字世界进军。但与麦克卢汉相比，他的思想性的确不如，与梅罗维茨相比，又不够扎实。莱文森提出了“媒介进化论”的观点，但这个观点其实并没有多大的洞见。为了彰显思想的深刻，莱文森用了“理性”一词来说明人们如何选择媒介从而形成媒介的发展动力。李明伟的评判是，这一步既大且空——我更愿意用“大而无当”一词。

现在来说说波斯曼，这位可能是中国人熟悉程度仅次于麦克卢汉的学术重镇。他的《娱乐致死》、《童年的消逝》、《技术垄断》非常有名。李明伟在代际传承中并没有把波斯曼置入其中，理由是他可能更偏向于批判学派的立场。波斯曼自称是麦克卢汉不听话的孩子，而他的两位学生梅罗维茨和莱文森，似乎也不太认同他属于媒介环境学的宗师。这里面涉及到一个研究的性质问题：解释性研究还是规范性研究？

梅罗维茨是最典型的解释性研究立场，他只是解释电子媒介对人们行为的影响究竟何在，至于这个影响是好是坏，如何影响法才是好的影响，他并不过多涉及。莱文森是热情洋溢的乐观派，觉得总体而言，媒介对社会影响偏于正面，且这种正面属于应有之意而无需多加评判。而在我看来，波斯曼其实提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任何一种进步（技术的推进）都是进步（社会向好的方向发展）的么？如果这的确是个问题的话，那么，下一个问题就很自然地出现了：什么样的进步，才是进步的呢？——这就是规范性研究的立场。

所以，波斯曼提出了“环境保护”的命题：对媒介环境的保护。正如我们发明了各种各样进步的技术来改造自然却在今天发现这些改造未必可以接受的一样，媒介环境面临同样的问题。我的看法是，波斯曼处在更高的层级上，本书作者李明伟将他从代际传承中去除，是值得商榷的。

不过，我也的确认同这样一点，波斯曼的质问，有时候有点过于激进（激进的保守主义）。他的论述，有时候会让我莫名想起老子的小国寡民哲学：回到过去，一切都是好的。但考虑到今天这个欢呼一切新技术诞生的时代，这样一种矫枉过正式的批判，还是有其意义的。结合波斯曼著名的“恒温器观点”，就可以理解他为何如此保守了。

另外需要在这里特别指出的是，詹姆斯凯利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林文刚的三大命题最后一个涉及到文化的问题，而凯利，就是一个寻求文化平衡的学者。不同于波斯曼认为“媒介是技术”，凯利认为“媒介是文化”。故而，其实他是一个文化论者，他对文化的关切是他一切研究的核心，从精神上保存公共文化的任务始终贯穿在他的著作里。

另外一个他和波斯曼不同的地方是，相对于波斯曼的慷慨激昂和言辞凿凿，凯利显得更为温和。他的这个温和其实是一种更整合更包容的路子。“我同意你们大家的意见，虽然你们彼此不同意”——这句话不是说他捣浆糊活稀泥，而是他充分认识到，每个人都是摸象的盲人。

凯利也在寻求媒介的平衡。他认为，传播垄断的形成过程，既非自然而然，也不是不可避免的，而是具体的权力结构产生的结果。为了反对这些垄断，就必须寻求媒介的平衡。

既然他是一名文化论者，那么，在寻求媒介的平衡时，就必然要涉及到文化研究。对于法兰克福式的批判大众文化的态度，他持同情的观点，但他回避这个问题。他拒绝狭隘的“品味”观念，认为文化是整个生活方式，文化是人类创造的意义王国，文化就存在于人的行为中。

客观事实是，文化是经由传播创建起来的。所以这位文化论者就很自然地走出了从媒介到文化到传播的研究路子。他回顾了麦克卢汉的研究突破，即麦克卢汉批驳的一个概念：传播问题仅仅是传输信息的问题。凯利要我们考虑，传播有一个仪式的问题，仪式的功能和传播信息的功能同样重要。实际上，我们的一切传播行为都有一个超越传输功能的意义。许多意义可以叫做仪式，比如我们交换和共享讯息以便重申友谊和归属感时，就是在进行仪式性的交流。仪式性传播既是世俗的，也是精神的，是人们共享的润滑剂，并不限于宗教仪式里的涂油仪式。

凯利也同样关注技术与社会的问题。芒福德是从技术乐观派转向悲观派的，芒福德的毁灭感提醒了凯利如何去看待技术。他着重研究了电报这项技术。

凯利论证说，电报将运输和通讯明显地区别开来，电报的空间控制导致了美国地方时间的死亡，期货交易人取代了倒卖差价的经纪人，这样就使知识竞争成为可能——结果就导致了知识垄断。18世纪资本主义开创了商品使用和商品价格的分离，到了19世纪中期，电报引起的知识垄断进一步加速了这个分离的势头，马克思从这个势头从获得灵感，构建了他的商品化理论。

技术决定论与媒介环境学的缺陷

英国首相丘吉尔曾挖苦说：日文太啰嗦，二战打败，跟其文字传送太慢有关。按照媒介环境学学派把语言也看成是一种媒介技术的前提，这句话倒是蛮有点媒介环境学的意思。但是，问题也来了。二战日本战败就是因为日文太罗嗦么？

媒介环境学最遭人诟病的就是这类“技术决定论”，国内外有无数学者发表过类似的看法：媒介环境学至少有技术决定论的倾向。李明伟在本书中，先是阐释了究竟什么叫“技术决定论”，然后再来剖析媒介环境学到底是不是技术决定论。

我们回到丘吉尔的那句话。任何一个有常识的人都不会真得去同意他这句玩笑话，但是，你也不可否认，这可能真的是因素之一。而在我看来，媒介环境学就有点这个意思：你既不能赞同这样的观点：社会的变化就是由媒介技术变化而变化的，但你也的确不能否认，后者的变化的确会导致前者的变化。

传播技术影响文化是一个理论连续体，也就是说，一端是“软决定论”：人的能动性是对决定性的因素；另一端是“硬决定论”：技术是必然的社会的变革的首要决定因素。连续体的中部则是“文化/技术共生论”：人的文化和技术是不断互动向前发展的。

无论是伊尼斯还是麦克卢汉，在他们的文字中，都表露出过“非技术决定论”的意思，李明伟已经在此书中寻章摘句地抄录了一些以做证明。但退一万步讲，即便媒介环境学带有技术决定论的影子，都不是这个学派的致命缺点。它真正值得后来者需要警惕的是：毫无规范可言的拍脑袋，还美名曰“思辩研究”。

李明伟写道，“在传播学里面，媒介环境学的思想贡献最为突出。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媒介环境学特别是伊尼斯和麦克卢汉的研究在方法规范上值得所有后来人效仿。他们提出或使用的很多重要概念没有严格而明确的界定。他们提出的理论命题多不是形式逻辑层面的事实判断。他们的论证缺乏严密周全的逻辑推理，结论往往是从一大堆来源极广且支离破碎的材料中直接得出”。

事实上，波斯曼也有同样的问题。他被翻译为中文的三部曲，有点随感杂谈式，与其说是学术著作，不如说更像是畅销书的写法。这是媒介环境学早期也是最著名的三位学者的缺陷，而未经严格学术训练的初学者，又会极易被这种激扬文字的风格所吸引，甚至情不自禁地效仿起来。所幸的是，无论是凯利，还是梅罗维茨，都在努力地纠正这个学派从诞生之初就落下的这个毛病。

故而，最后我向读者们推荐如下的读书进路，来学习媒介环境学。初学者可以从本书入手，做一个大致的了解。然后可以看《北美媒介环境学的理论想像》，做理论根源探究。再往下，可以读林文刚主编的《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做更深入的研究。原典专著上，建议选读梅罗维茨的《消失的地域》以及凯利的《作为文化的传播》。至于麦克卢汉和伊尼斯，他们的书较为有名，就不再罗列了。

今天的媒介技术，以数字技术为代表，发展得史无前例得轰轰烈烈。而媒介环境学，这一关注媒介、技术、社会、文化互动的学术流派，是有其用武之地的。国内这一块，大部分研究偏向于文头提到的“媒介生态学”，而非媒介环境学，故而还是大有可为的。

—— 原文刊于《网络传播》8月号，刊印文字有删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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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消解的时代

魏武挥 — Mon, 12 Apr 2010 03:51:44 +0000

应网易科技频道的邀请，我以一周一篇的频率在该频道开了一个小专栏，名字想了我两天之久（我对起名字或者标题之类非常之不在行），最后定名为《数字与人》，在那个专栏文章的最后，那一句话是编辑加的：与读者分享他所了解的互联网时代的媒体融合。其实这个专栏不太想着重于媒介融合问题（这是我在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专栏所想侧重的）。正如这个专栏的名字，我更想探讨的是数字化的媒介和我们人这种物种以及这个物种所构成的社会之间的关系。是的，某种程度上，正是“媒介环境学”这一分支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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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大学教育里，除了“毛邓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形势与政策之类的全体学生都必须修的必修课以外，还有一种通识课（或者叫公共课）。这类课程也是全校学生无论文科理科都要学的，通常说来，各校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设置不太一样。我所供职的学校是高数、大物（大学物理）以及生科导（生命科学导论）等。

通识课的设置考虑应该是这样的：教育者认为这门学科是作为一个当代人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无论男女无论文理。但我一直很奇怪的事情是，有一门名为“媒介素养“的课程却不是通识课。媒介素养是一个学术名词，它所教授的内容，按照百度百科的定义如下：

受众利用媒介资源动机、使用媒介资源的方式方法与态度、利用媒介资源的有效程度以及对传媒的批判能力等。

在媒体数量有限的情况下，这门课被视为一种专业课是有道理的，但到了媒体大量出现后，还要把它看成是只有新闻传播学的学生才用得上的课程已经站不住脚了。到了今天UGC（用户产生内容）式的互联网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时候，媒介素养，应该具备和高数、英语等课程一样的位置，因为，媒介已经无所不在。

我之所以以那么学术化的讨论来开启这个专栏，是因为我认为，即使在新闻专业领域中，也有很多宣传机构的人在媒介素养上应该有所提高。

美国学者波斯曼在他的名著《童年的消逝》中探讨过这样一个问题：在电视大行其道的时代，童年人由于可以轻易接触和使用这种媒介而迅速地跨入到成人社会，故而才有了他这本书的书名。后来另外一位学者梅洛维茨在《消失的地域》中，借用社会学的理论，论证了这个观点。在梅洛维茨看来，电子媒介很容易将人们试图隐藏在“后台”不想为他人所知的东西给曝光出来，当神秘性消失后，类似成人对童年的那种权威，也将不复存在——他懂得的东西在某些方面比你还多。

另外一点就是“永远正确”那种感觉也荡然无存。我记得小时候，在我眼里，父母师长是没有缺点的，父母师长的话即使我不愿意采纳但也都是正确的，一切我所不知道的都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答案。梅洛维茨借用戈夫曼的“印象整饰”理论来说明其实这都是刻意修正过的。不过，我小时候大概除了教科书就没有什么媒介可以接触了（那时候我家还没电视机，后来有了频道栏目也很少），这种修正在我面前是有效的。

但今天已经完全不同。长辈所惊讶的小孩子怎么越来越早熟，其实就是电子媒介的普及所致。父母在孩子面前依然在刻意装扮，但小孩子已经通过电视媒介完全知道了成人社会也充斥着本来不可以说的谎言。等到小孩稍大一点，能上互联网了，就极有可能比不太接触网络的父母知道得更多。父母又怎么可能在他们面前还维持住“一贯正确”“无所不知”的形象？

国其实某种意义上有点家的投射。今天的民众，他们可能没学过媒介素养，但媒介素养的能力却一点都不缺乏。他们懂得分辨哪篇文章是客观报道，哪篇文章是组织过的刻意为之。网络大众中的活跃分子一般都受过高等教育，还具有独特的解构式的创造能力，可以针对一些文本做出更戏剧化的解读，借助UGC的力量成为传播者。网上到处可见的恶搞现象，就是上述现实的必然结果。

主流媒体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来维持那种权威形象，却越来越变得事倍功半。单向传播式的“宣传”理念，已经完全不能适应今天这个互动的数字时代。即使用“引导”，都变得有些力不从心。因为引导这个词的前提是引导者是相对有知的相对正确的。而唯有基于认识到双方无论是人格上还是智识上都是平等的“对话”，才是主流媒体能够形成主流文化的唯一方法。

因为，这是一个权威消解的时代。

注解：其实这篇文章，可以和我另外一篇80后：艰难的一代配套阅读，虽然似乎在谈两个完全风牛马不相及的话题，但其实内在，是有共通之处的。

再一个说明：这个专栏是我向网易的独家供稿，故而这个专栏下的文字版权不再遵循本blog的cc协议，而是由我和网易共同享有。我对文章的版权没有100%的处置权，故而请各路飘过的网站编辑，不可用cc协议的方式来转载此文。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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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媒介环境学第十三章（终章）

魏武挥 — Wed, 17 Feb 2010 15:11:16 +0000

在上一章的笔记中，我大概用了百八十个字提到了谷登堡革命为什么会被称为革命的原因。事实上，我们中国古代包括活字印刷在内的四大发明统统没有转化成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也就是无法称之为某种革命），根本上和我们认为技艺都是“奇技淫巧”有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需要前提的，因为科学技术并非就是生产力。

本章详细讨论了印刷术对于社会的影响，当然，只是对西方世界的（或者说欧洲大陆以及后来的美国）。毕升活字印刷未能对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例子，也可以很雄辩地证明“技术决定论”过于武断了。有很多原因会促成社会发展或者不发展，技术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力量。故而，技术实用主义显得比技术决定论更符合事实。

毕升活字印刷未能普及的原因很多，譬如汉字实在太多，远远超过了26个字符；再譬如古代中国雕版技术的成熟而不愿意看到有新的发明与它竞争，而欧洲并不存在雕版印刷。

印刷术带来重要的影响有：民族主义出现、宗教改革兴起、现代科学发展、个人主义哲学诞生、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壮大、童年观念形成，当然，还有最明显的影响：文化普及。

<第十三章印刷术及其对文化与传播的影响：媒介环境学的诠释> 作者：约瑟夫阿什克罗夫特（Joseph Ashcroft）

印刷术会带来文化普及，这大概不需要受过高等教育就可以明白。不过，这种显而易见的事实有时候还是值得琢磨一二的。一开始，天主教拥抱了印刷术并将它视为传播教义的工具，但后来它发现，印刷术同样有利于反对天主教教义的学说和思想的传播，于是它开始严格控制印刷的书籍。当书籍印刷被严格控制之后，文化是怎么普及的呢？

答案就是：学校。印刷机是欧洲学校教育兴起必备的先决条件。

对天主教权威的反叛最强大的力量是路德教派，在16世纪20年代里，路德教派发展教育的热情登峰造极，在这十年，教徒们在他们控制的城市里建成了教育体制，有证据表明，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识字率和藏书都普遍上升。到了18世纪，公共教育开始标准化，19世纪初，已经没有什么人还在反对普及教育。从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印刷术对学校教育的生态影响，花了数百年的时间才充分到位。

学校的出现，带来童年观念的兴起，无论是精英的子女，还是农民的后代，都因为学校而和家庭分离开来。童年这个观念被确立后，青少年司法体制和童工法的制定也出现了。不过，在欧洲，通常教育只到小学，而在美国，由于工业革命的如火如荼，移民大幅增加，小学教育需要被延长的呼声越来越高。1920年，普通高中在美国登场，它们把工业教育（我觉得有点象我们的职校技校）和学术教育结合起来，1930年，美国14-17岁的青少年上中学的比例突破50%，1940的经济危机和就业困难，使得这个比例达到73%（这和今天有点象，工作不好找，大家本科毕业就再去读个硕士）。二战后的不久，中学就成为每一州的义务教育。这个结果之一就是：加强文化信念，成年的门槛应该在青春期之后。

印刷术对基督教分裂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从而影响了欧洲的文化。爱森斯坦在她浩繁的两卷《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中详细描述了印刷技术对欧洲宗教、科学和民族主义的影响。

马丁路德一直致力于对天主教的批评，但他本人——按照今天的话说——一开始是想在体制内实施一些变革的。他在致教皇的信中说，他的书是给学术圈子里的人看的，所以他用拉丁文写作。路德没有意识到印刷术改变历史的威力。印刷术强制通俗化走向标准化（这三个字非常重要，我后面还会提及），标准化的民族语使得书面著作翻译成地区语言的工作，既更加容易又更加合理。

当人人都拥有一本《圣经》（即人人都神谕在握）时，教会的权威显得有些尴尬。梵蒂冈决定反守为攻。它实行出版许可证，任何书籍的出版都必须要有梵蒂冈颁布的许可证（特伦托高级教士会议）。这个出版许可是一个官印，表示它已经为梵蒂冈获准（读到这里，我有些怅然：历史，未来会重演它么？）。天主教在南欧，对政府权威的影响很大，而在北欧则相对弱小。于是，基督教逐步分类为南北对阵的态势。随着裂痕加深，对文化的影响也显露出来：北欧新教徒拥抱文化素养，而南方的天主教会尽量控制文化普及。

印刷技术推动欧洲民族主义的发展（本章节花了一点篇幅来阐述民族主义和部落主义的区别，后者通常目标是民族国家只能够由自己认同的部落成员构成，从而引发很多族群清洗。）。麦克卢汉说，部落这一血亲家族形式由于印刷术的出现而分崩离析，取而代之的是经过相似训练的个体组合而成的群体。民族主义到来时，它展示出的形象是群体命运和地位强烈而新鲜的形象；民族主义到来有赖于印刷术前所未有的信息运动速度。

印刷术使得类似法语、英语、意大利语等通俗语的拼写逐渐完成了标准化，结果就是用拉丁语或希腊语出版重要文件的需要就减少了，读写同一语言的民族身份日益明显。印刷术为民族感情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民族主义的兴起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再一次，我需要这里指出，印刷术的确在民族主义形成有其作用，但民族主义形成并不一定完全依靠印刷术，在中国，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感，大概是早在秦始皇搞书同文时奠定的。）

印刷术还促进了现代科学方法的兴起，原因之一在于，它使个人读自然现象的观察能够很快而广泛地被他人分享，别人也可以去进行同样的观察。最为重要的是，印刷术使人能够精确地复制信息，而不是手抄文化中的手写。印刷术也使得数学发生了类似的标准化，数学符号的使用也标准化了。

本文作者举例说，书面材料上标注页码是在印刷术发明的六十年后才出现的。手写稿变异太大，故而标注页码就毫无意义。而有了印刷术后，印刷文本的每一页就完全相同了。同时出现的还有用字母排列的索引以及其它方便查找的指引。印刷术还使地图、数据表和图表更加精细。

爱森斯坦明确指出，印刷术发明之后，欧洲文化就以全新的面目出现了。

最后要探讨的是，印刷术使得个人主义观念和自由主义哲学兴起，这两个条件是民主社会的基础。畅销书作家的写作是独自一人的经验，一百万读者读ta的书时也是独自进行的，读和写，本质上都是独自一人进行的。

翁认为，印刷的书本更加小巧、携带方便，这就为安静角落里独自的阅读搭建了舞台，并最终为完全静默的阅读做好了准备。在手稿文化里，读书往往是一种社会活动，一个人朗读，一群人听。印刷术将语词变为商品，过去集体交流的口语世界分裂为个人声称的财产。印刷术对人类意识向更多个人主义的漂移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印刷术使人觉得，精神现象容纳在心灵空间中。

印刷术普及了文化之后的不到两百年，各种学说出现，最终导致了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我个人认为，我们的历史教育里对法国大革命的论述是很有些问题的，推荐世纪大讲堂06年的一期节目，下载地址在这里）。这两场革命的基础都是基于这样的信仰：人权产生于个体，个体又是政府权力的源泉。这些信仰和君权神授的欧洲权力基础信仰，是截然不同的。读写行为的个人化，逐渐加强了人们对个人时间和空间的欣赏，使人能够自省反思——笛卡尔的名言说明，自省是存在的证据。一旦读写行为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人们就需要隐私，对隐私需求的欣赏同样也是个人权利思想的温床。

可以说，印刷术的发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资本主义作为主导的经济体制和民主思想形成了水乳交融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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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媒介环境学》的读书笔记到这里就结束了，这本书还有第十四章，是编者林文刚写的一篇关于媒介环境学未来传承的短文，就不再写读书笔记了。我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写出关于这本书和媒介环境学我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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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媒介环境学第十二章

魏武挥 — Tue, 16 Feb 2010 16:02:43 +0000

本章考察的是口语和文字的影响，也就是口语时代和印刷时代。在展开笔记之前，先说一个昨儿我半夜看的视频（电视节目）。

视频探讨的是“外星人究竟有没有来过地球”，赞成这个论点的三个嘉宾，反对的则为两个嘉宾，其中一个，很标签的，坐着狭隘科学主义的迷信者方舟子。他的战友提出一个很荒谬的观点，那就是如果外星人没我们先进，就来不了，如果比我们先进，就没必要来——大有点“凡是《古兰经》上没有的，都不应该保留；凡是《古兰经》上已经有的，都没有必要保留。”式的诡辩色彩。（这位北京天文馆馆长说出来后大概自己都觉得不妥，修正为即使来了以他们的先进也可以做到“踏雪无痕”，不让我们发现）。

UFO是我小时候很感兴趣的东西，曾经订阅过《飞碟探索》。UFO来历为何，排除恶作剧式的人造物或可以解释但看差了的现象，大抵上分为外星人和未来地球人回到现在两种观点。无论哪种观点，我相信，对于媒介环境学的学者而言，如果有机会让他们去一个不太发达的文明，或者回到过去，他们一定会选择书面文化刚刚切入到口语文化的那个时段，去观察在那个时代中，高等智慧生命的社会究竟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人类历史的主导沟通媒介发生的转向只有两次，一次是文化转变为文字，一次是印刷（文字经过漫长的时间后，文字转化为印刷后也引起了巨变）转变为电子。后一次距离不久并尚在进行中，也有大量的文献和研究可以参照，而第一次，实在是年代久远，但那种转向，对人类文明的意义，的确值得屡次驾驶UFO去研究那些尚未完全开化的部落（或者就是过去的我们）。

本章和下一章不再围绕某个特定的学术人物进行研究回顾，切入面是某种研究领域。

<第十二章口语-文字定理与媒介环境学> 作者布卢斯格龙贝克（Bruce E. Gronbeck）

开篇，作者提到了哈弗洛克的《缪斯学会写字：论远古到如今的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在这篇文章中，哈弗洛克认为，1962年到1963年，有五部著作纷至沓来界定口语文化，对“口语-文字定理”的研究做出各自的贡献。

第一本书是梅尔的《动物与进化》，在这本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全面总结中，梅尔提到，人类进化靠的是向后代传递两种信息：遗传信息和语言信息。智人在进化过程中，不仅获得传递基因信息的能力，也获得了传递语言信息的能力。哈弗洛克在《柏拉图导论》中说，基因通过DNA密码从父母传递给子女，语言符号通过语言习惯用法上的文化传统烙印传递给后代。哈弗洛克因此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完美句子的生涯在文字之前的口语传播时代业已开始，思想的灌输依靠口耳相传，教义的保存依靠记忆。

斯特劳斯在《野蛮人的心灵》中论述了语言和原始神话在结构逻辑上的重要关系，神话里诸神名字两两对立的安排成为了他了解原始民族焦虑的线索，一直到今天，童话故事还是大量使用名字作为人物的代理，比如白雪公主、灰姑娘。斯特劳斯暗示了内容和传播媒介的关系。

这个暗示成为了麦克卢汉在《谷登堡星汉》的研究重点：西方人意识里的重要断裂启动了印刷机的发明，手稿是前谷登堡文化，印刷术是后谷登堡文化。不过，麦克卢汉在对待印刷机这个发明上有些进退两难犹疑不定。一方面印刷术有去人性化的趋势，粉碎了面对面交谈的需求，另外一方面也是一种革命的力量。

这里做个小小的注解。谷登堡革命（又翻译为谷腾堡或古腾堡革命）就是印刷机的发明，但之所以毕生活字印刷没有够得上“革命”二字，在于印刷机的确改变了整个西方的历史走向。中世纪的圣经都是手工抄写的，这些珍贵的手抄本被锁在教堂里，使得只有神职人员才可以阅读并解释——知识垄断。印刷机发明后，第一本被大量印刷的书就是《圣经》。知识垄断一旦打破后，便出现了教义的各种解释，于是路德的新教革命出现。新教革命的后果就是催生了五月花号——>北美新大陆——>美国——>资本主义。韦伯著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详细阐述了两者关系。

最后一件作品是谷迪和瓦特（这位不幸的学者在新加坡沦陷时成为日本人的俘虏）的论文《书面文化的结果》。在这篇文章中，探讨了口语文化和现代文化（书面文化与电子文化并存）遗存的几个隐形命题，并为古希腊经验里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个模型，还对古希腊文学和哲学与早期的行为文学进行了对比研究。

完成了前面的铺垫之后，在本章节中，作者分为三个部分开始探讨口语-文字定理：

宏观理论：社会主导媒介（提示：如果将这里的主导理解为一个动词，那就会对下面的内容不得要领。这里应该理解为社会的主导性媒介）

麦克卢汉在这个部分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他的主要假设是：技术环境并非容纳人的的被动容器，而是积极地重新塑造人和技术的过程。

如果主张社会组织和运作的变革紧随着主导媒介的变革而变革，那么持这个观点的学者就被称为技术决定论者。伊尼斯在《帝国与传播》中说，在时间偏向的社会里（使用笨重的媒介，比如石头），过去（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现在和未来。而使用便于运输的媒介（比如纸张）的社会是空间偏向的，便携式媒介有利于制度法律和生活规则从权威中心传播到遥远的地方。本文作者认为，伊尼斯是技术决定论者，麦克卢汉则有这个嫌疑。

将上一段的第一句话中的“紧随”改为“伴随”，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就是技术实用主义者，他们感兴趣的是技术如何与某时某地社会里的其它力量相互作用。凯利是其中的典型。技术决定论者倾向于从工具的角度思考问题，用这样的工具人们去重建环境和自我观念。凯利则倾向于把媒介当成场所。早期的麦克卢汉是一位技术决定论者，在给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一书中作序时，他断言电子时代是普天之下理解的那种圣灵降临前的状况，并在此过程中时空差别不复存在。凯利认为这种话纯属技术升华功能的华丽辞藻，他认为，电力并没有造成社会情况和个人自我意识的改变。确切的说，主导媒介、社会变革和个人自我意识的变化同时发生，并以复杂的方式彼此影响。

不过，无论是决定论者，还是实用主义者，宏观理论都在思考，在特定媒介主导的情况下，社会如何运作。我们历经了三个主导媒介的时代：口语文化、书面文化和电子文化。

哈弗洛克对口语文化的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口语社会中，经常有一些公共活动（节日），人们聚会是为了重申他们的忠诚，是要强化对自己在世上位置的理解。庆祝活动在口语社会里承担了文化工作的任务，其奥妙就在于哈弗洛克所谓的“图像化的形象”。习惯不是空洞抽象的，而是表现为实在的行为。哈弗洛克说，一个概括和抽象的理念比如“诚实乃是上策”是典型的书面文化，而套路式行为“诚实者容易发财”则是典型的口语文化。

口语社会的关键是记忆。经过表演的记忆把口语社会的部件组合成一个整体（想想年关时分很多欠发达地区的集会和庆祝）。传统就在公众不断的重述和重演中得到共鸣，共鸣则常常以诗歌形式进行，有时则是讲演。反过来，重述和重演的共鸣就能设定并指明未来。于是，面对面的交往和个人力量的行使，就成为口语文化生存所必需的条件。

书面文化则截然不同，波斯曼是捍卫书面文化的著名学者。他认为书面文化代表着理性，也带来了美国全国统一的集体心理，这种心理派生了美国文化并产生有意识的加工公共事务的方式。复杂的用文字构造思想的方式是由集体理性管束的。另外一个进入集体意识世界的学者是罗纳德戴伯特。他提出两条定理，第一条是传播环境有一种逻辑或本质——这不是决定论意义上的逻辑和本质，而是说环境使得某些类型的传播比其它类型更容易或更困难；第二条定理是，社会行为的群体在利用和开发新技术时，总有不同的利益和目标。于是，人的抱负和欲望与媒介环境互动就产生和安排社会政治的变革。在这两条定理基础上，戴伯特探索了中世纪“世界秩序”向现代世界秩序的转变，这场变革的工具之一是印刷技术，标准化成为受珍视的观念，印刷品基于到处流通也成为一种珍视的观念。

关于电子文化，麦克卢汉的贡献已经众所周知，这里要提一下他的学生同样后来成为知名的学者沃尔特翁。他的贡献是：次生口语文化的概念被提出。这个概念的意思是，电子公共领域恢复了古代口语文化的一些特征（我有他详细阐述这个概念的书籍：《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词语的技术化》）。但次生口语文化不等于口语文化。过去并非简单地转化为现在。无论手机交谈多么像真实的面对面交谈，但它的确不是面对面。确切地说，次生口语文化的确是次生的、第二位的，和电子媒介相比，口头交谈本身（带有口语文化的残余）之扮演相对次要的角色。电子传播带有解释者的形象，过去那种口语交谈的感觉在新世纪重新浮出水面，但形象已经有所变化。

口语-文字定理的宏观部分就是用来解释社会政治生活的变迁和循环，这些解释又和主导媒介的观点牢牢拴在一起，认为主导媒介总是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运行。

微观理论：声音、书面文化和作为信道的视觉形象

媒介的使用受到文化的制约。我们接受的教育不是如何察看结果，而是如何去寻找该看的现象。我们“听见”的是自然而然的生理现象，但我们接受的教育是如何去“聆听”。微观理论，就是研究如何加工外部世界的信息的各种认知-情感渠道（信道）。

作为理论家，翁（右边的照片显得他更像个神父）提出了最完善的口语文化里的信息传播理论。翁提出了口语文化面对面交流的九大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个人的脑子在认知和习惯上如何组织起来，又如何按照实用的方式进行：

1）追加的不是从属的，口语里，脑子往往加输入信息条目相加，而不是组成一个金字塔型的等级结构，比如“然后…然后…然后…”，且只说而不解释。

2）聚合的而不是分析的，口语需要固定的套语把重要的信息聚合在一起，这些套语可能是陈词，也可能是格言警句。

3）冗余的或曰丰饶的，口语文化的人喜欢重复，用多种形式表达同样的意思。听话人是无法后退的，所以需要重复以助于澄清思想帮助记忆。

4）保守的或曰传统的，口语社会中，惯例给历史和传统赋予巨大的力量。

5）贴近人生世界的，技能一代代下传，不是靠说明书，而是靠师傅教徒弟。没有文字的情况下，只能靠演示-口授的方法传承。

6）带有对抗色彩的，所以口舌之战是口语社会里生活的核心内容，不过称赞也很讲究，很丰富很仪式化，以抵消集体决策中的舌战，求得平衡。

7）移情的和参与式的，而不是疏离的。听众参与非常重要，反应不是个人的，而是集体的、趋同的。召唤-回应，能帮助听众全身心地参与集体的交流活动。

8）衡稳状态的。口语社会寻求新的词汇以表达新的经验，抛弃不再需要的词汇和意义，借以追求社群交流的平衡或稳定。没有词典的帮助，口语就必需随时调整，以适应变化中的世界

9）情景式的而不是抽象的，口语社会不太会用“圆形”或者“方形”等抽象词汇，而使用“盘子”、“门”这种具体物体命名。当然，口语社会也会开发抽象词汇，比如公正。然而其推理往往是因情景而定：这种情况下什么才是公正。口语世界里没有哲学。

翁在《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里也探讨了书面文化心态。在他看来，书面文化全然是人造技术，足以改变人的意识。当文字可以再现人说话的这个经验时，改变的关键因素就来临了。文字依靠视觉而不是声音，它把人的交流经验化，使讯息脱离人体，外化的结果就是出现了文献和哲学。它把证据的观念从人脑内部转向人脑之外，使科学从内省中分离出来。

另外一个研究文字经验的思路，是哈弗洛克的“碰撞”概念。他注意到了希腊前5世纪的文化中，口语-文字这种复合媒介所产生的文化碰撞，柏拉图唯心主义哲学就是这种碰撞的产物，后来的《新约全书》在他看来也是。（哈弗洛克显然不太知道中国历史，如果他知道并关注的话，他会得出结论，《论语》也是老师和学生的口头交流+学生的事后笔记这类口语-文字复合媒介）

第三种研究思路是把文字能力当作一个认知过程，儿童成长为书面文化成员的过程中逐渐发挥作用的一个过程。这样的研究可能会得出一种断言：印刷文化的功劳似乎超过了我们业已赋予它的功劳，参照本章节一开始引述的梅尔的观点，我们能不能够说：印刷革命对人类进化具有重大意义呢？

电子世界里出现了多重媒介，不过，主要分为两类：表征性视觉媒介和互动式媒介。电子世界发端于前者，但显然趋势是后者的比重越来越大。在理解电子媒介的个人使用经验上，本文作者有三个论断：

1）多重中介的信息加工经验的意义性绝不存在于其中一个渠道或编码里，而是贯穿在一切渠道或编码里，比如看电视，你并非分别加工单一的媒介，而是同时加工所有的媒介：听觉、视觉和文字。

2）意义性既是学习刺激的产物，也是记忆的产物。比如看一则广告，你“学习”到了某种新的商品和它的特性，同时也唤起你的记忆和情绪。用怀特的话说，就是“位于技术和社会空间互动地带的是习惯。习惯是头脑记忆和身体记忆。技术不会被遗忘，相反，技术从意识的记忆走向了身体的记忆”

3）多重中介讯息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存在一种重要的张力，讯息成了争夺意义的场所。在一则广告中，图像也好声音也好，只是在展示某种客体，而真正意义上的“说服自己去购买”，其实是你自己。

口语-文字定理的微观部分，使得我们走完一个循环的路程：从一种传播参与的形式（即面对面），通过远程的和外化的文字世界的心理生活，然后回到参与式的经验。

口语-文字定理的平衡

最后，本文作者提醒我们要注意理论的平衡性。

1）进步性，这种倾向是把每一次主导媒介宏观的变革看成是进步。但变化未必总是进步的。作者主张，对主导媒介进行比较时，不必做优劣的价值判断。

2）还原主义，用主导媒介思考问题，有时候会让思考者忽略掉同一社会里同时起作用的其它媒介。

3）失之过简。忘记非主导媒介的作用，就会使人过分简单地理解社会政治进程。即使在宏观理论框架内，将关注焦点简化为一个主导媒介也是非常危险的。

4）空谈的心理学，也就是缺乏感知证据的假设下去演绎一切。

5）多重中介。作者认为，本章节所探讨的定理有可能会促进我们感官的分离，它们常常用极端的判断把我们的口头经验、视觉经验等区别开来。我们必需牢记，人实际上已经成为承担多重任务的动物。在同步处理不同感知的各种数据时，电子时代的儿童几乎没有什么困难。过分简单区别不同媒介的做法，会导致集体的歇斯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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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媒介环境学第十一章

魏武挥 — Mon, 15 Feb 2010 15:49:21 +0000

这一章的笔记和上一章的笔记，中间隔了三天。这不是因为过年造成的。事实上，在过年的三十也好，初一也好，我还是在努力中。中间隔了三天的原因是，这个只有22页的一章是相当艰深的：包含着大量哲学和符号学的命题。

本文作者鲍威尔斯教授，是我母校的一位教师。很遗憾，我从未得到过他的耳提面命，那是因为我入校选课的时候，基本上压根不知道“传播”为何物。他的学术水平可以点击这里获得。在本章的最后一节，鲍威尔斯教授展示了他野心勃勃的构想。我至今尚记得在学校的时候，问过朱立教授这样的问题：有没有一个人可以把传播学内所有的研究和理论“拎”一下的？朱教授说：也许有人在做，但并没有一个“拎”的结果得到普遍的认可。我衷心祝愿，鲍威尔斯的努力，未来会得到广泛的承认。

继续朗格的研究。朗格是一位哲学家（望而生畏的三个字），长达六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她写了九本著作，其中《心灵》这本还没写完。看来关于哲学的问题，无论是读还是写，都是一项艰深的工作。朗格不是一位传播学者，但她在哲学以及符号学上获得的成就，却可以成为媒介环境学向前拓进的有力工具。本文作者提取了朗格的八大命题，并认为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去更好地理解符号媒介。

<第十一章苏珊朗格的心灵哲学：媒介环境学的一些潜在命题>，作者：约翰鲍威尔斯（John H. Powers）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一为朗格著作介绍，一为朗格的八大命题阐述，一为鲍威尔斯的构想。

朗格的第一部著作是《哲学实践》，这是一本哲学导论的书。朗格强调，无论从事什么研究，我们都应该构建其哲学基础（再次哀叹一下，我的哲学实在太差了）。在探讨这些哲学问题中，朗格推出了她的符号理论的早期版本。朗格后来还写过一些哲学专业的书，比如《哲学断想》——一本读者对象为哲学外行故而省去大量论辩的书，以及另外一本成就朗格大名的书《哲学新解》。在这本书里，朗格充分发展了她的符号理论，也成为她最卓越的贡献之一：一般性符号和象征性符号理论这一理解不同艺术媒介的最富洞见的方法论。

在同样是她的名著《情感与形式》这本书里，朗格认为，作为一个整体的艺术品是独特而统一的符号，每一种艺术都创造一种独特的虚拟经验，使我们能够更加容易地感知到某一方面的真实经验，有利于我们的反思和深入理解。艺术符号直接呈现艺术家对某一方面人类情感性质的理解，所以通过这样的符号映射，我们可以更好地审视这方面的情感。

朗格学术生涯的巅峰是她的三卷本《心灵》。朗格在这本书中，试图为人文学科提供一个新的思想基础和哲学框架。她认为，人文学科未能解决长期存在的心灵/身体/大脑概念问题，因而使我们建立具有充分解释力的心理学的努力遭到挫折，我们至今不能解释人类的符号心灵现象。我们过往的研究方法，都是把情感当成有机体进行的一种活动，而不是把它视为有机体拥有的一种实体（即情感和身体应该是有机体活动共同的组成部分）。朗格认为，我们的情感分为两类，一类是内在产生的，属于感觉到的“行为”；一类是来自有机体之外的，属于感觉到的“冲击”。换而言之，就是主观情感和客观情感。如下图（行为本位的心灵/身体/大脑示意图）：

这张图意图说明，有机体行为产生物质身体和情感，而我们则感觉似乎是情感在物质身体中产生。在这个被称为“行为本位”的概念基础上，朗格提出了行为过程理论：任何一个行为，都有一个四阶段结构，即加速、高潮、减速和回到相对静止。这个四阶段结构是一切有机体过程的基本单位。在行为过程理论的基础上，朗格又发展出了一整套繁复的行为本位原理，包括进化原理的行为本位理论，个体渐进性的个性化过程，社会参与本质理论，还有其他类似的过程本位现象。总的说来，就是在有机体世界里，一切解释性原理归根到底是由行为原理派生出来的。

构建这样一个理论体系，朗格的目的倒不是为了要提出恰当行为举止的具体理论，事实上，这是一个相当宏大的人类学理论，是在研究这样一个很深奥的问题：人类的心灵是如何进化的。按照朗格的理论，人类的心灵进化是建立在行为之上的，而不能被简化为“生存需要”。

这里做个注，我隐隐感知到朗格的理论，和马斯洛的说法是不太一样的。按照后者的说法，需要是递进式的，而按照朗格的说法，需要并非递进式的。在生存没有保障之前，人类也是需要其它情感活动的（比如安抚自己的焦虑感）。从现实中来看，马斯洛的说法并不完全正确。如果我能上鲍威尔斯的课的话，我会向他提出这个问题。

本文的第二部分是阐释朗格的八大命题，所谓八大命题，并非是朗格提出的，而是本文作者根据朗格的著述中提炼并推导出来的。这八个命题都和理解符号媒介有关。前面已经提到过朗格的符号理论。

表征性符号媒介是可以表达观念形式的内容

（这里，稍微回顾一下什么叫表征性符号。在上一章节的笔记中提到，朗格区分了一般性符号和表征性符号。前者的意义在于它触发的行为，比如猩猩的某种嚎叫表示有入侵者，其它猩猩立刻做出有必要的回应行为。表征性符号的意义在于它唤起头脑中的观念，比如听到消防车汽笛想起前女友。表征性符号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表征模式：推理性模式和表征性模式。推理性符号模式多半是语言和数学，而表征性符号模式则是艺术。）

首先，我们要去理解朗格所谓“形式”是指什么。朗格在《符号逻辑导论》里认为，任何事物最基本的特征都存在于它的形式之中。它的形式就是它的结构，也就是构成成分组成的一个模式。当我们要说“某物”的时候，我们要考虑两个方面：一为该事物的组成部分；一为这些组成部分中存在的模式或安排。前者被朗格定义为“成分”，后者则定义为“关系”。（我粗浅的理解为：形式=成分+关系）

在这个对于形式的定义基础上，朗格说“内容是表达形式的媒介”（我这里要提醒一点，在朗格语境中的媒介和惯常的新闻传播学中的媒介，是略有不同的。她所谓的媒介就是一种介质，不是大众媒介）。比如说，我们描绘一个杯子。我们可以这样表达“一只杯子”，这是采用一种媒介方式的表达。但如果我们要涉及到杯子的形式时，我们可以采用其它方式（即不同媒介方式）来表达：细骨瓷器、棕色塑料容器、防水纸做的杯子、玻璃杯、水晶杯。在前面的描述中，听者很难感知到什么，而在后面的方式中，每一种媒介方式都可以说表现了形式，而这些形式，使得这个“杯子”成为可以感知的对象。

在不同的内容里发现相同形式的能力，通过抽象的过程得以完成。抽象也是日常观念形成的基础，一个概念就是一个抽象出来的形式。也就是说，一旦通过抽象发现了一种形式，由此产生的心理形式就是一个概念。不过，朗格区分了概念和概念过程。概念过程是尚不完全的心理过程。比如说，振动是一种概念，是完全抽象的，振动这个概念可以为任何两个人所共享：来回重复的运动。但张三可能看到吉他演奏时琴弦的振动而抽象出振动，而李四则想到树叶在微风下的振动而抽象出振动。这两种想法他们是无法共享的，这两种想法被朗格称为“概念过程”（我的理解就是通向形成概念的一段心路）。

概念形成后，就可以作为样板，去搜寻更多的形式例子。当一个概念被用作样板去发现更多的例子时，朗格就称之为“解释”——一种逻辑类推。而一切符号媒介都按照逻辑类推的原理去运作。某物要够资格成为某思想的符号，它就必须能够表达这个思想的形式，表达的方法就是利用逻辑类推的某种原理。

通常被确认为符号媒介的是语言，语言利用语法和句法原理来表达构成思想的成分和关系。单词是一句话的组成部分，这句话所使用的句法，则是“思想在我们脑子里的秩序和联系”。人们用语言来表达观念，但并不完全使用语言。

如果人们能够使用某一种媒介去感知同样的概念形式，这种媒介就可以用来创造一些符号，这些符号就具有表达那些思想的形式的本质——举例，依然是这个符号，:)

区别一般性符号意义和象征性符号意义的结构基础

符号学理论大家皮尔斯有一个三元结构模式。皮尔斯认为，当三个要素存在关系时，符号意义便产生了。这三个要素是：1）某物用作符号；2）一个有机体解释某物为符号（解释者）；3）某物以某种方式代表另外一物（客体）。比如说，微笑这个符号：1）微笑被用作符号；2）看到微笑的人是行为的解释者；3）解释者相信，微笑代表一种可能的情绪。于是，微笑的意义产生了：友好？心情愉快？这里平安无事？（这三个意义依据解释者不同的可能指代三种不同的另外一物，即客体）

在这个三要素中，出现了三对二元关系，符号和解释者关系，符号和客体关系，解释者和客体关系。皮尔斯认为，符号和客体之间的关系值得研究，于是又发展出了三种符号和客体的关系：1）以客体为原因的关系；2）和客体类似的关系；3）由社会常规或约定形成的关系。基于这三种关系，皮尔斯得出符号分类基础的结论，符号有三种：指数符号（和因果关系有关）；图标符号（和相似关系有关）；象征符号（和约定俗成关系有关）。

意义，归根到底是一套成分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某一个成分的某种属性（微笑的意义并不是微笑的属性），这一点上，朗格和皮尔斯的认识是一致的。不过，皮尔斯认为，一切意义关系终归是三元关系，而朗格不这样认为。

朗格提出，一般性符号意义（皮尔斯的指数符号）和象征性符号意义的逻辑结构截然不同。前者需要三元关系结构，后者则需要四元关系结构。这两者并非同一基本事物属下的子类，它们是根本不同的。

一般性符号意义在三元关系结构里的运作

朗格关于符号和客体之间的关系所做的解释，和皮尔斯的因果关系不太相同。。符号意义需要这三种三元关系：1）比较容易感知到的符号；2）不那么容易感知到的情况；3）把符号解释为表示情况里的一个存在物（人或物体）。只有有机体注意到符号和情况的关系时，才能得到符号意义关系的例子。

朗格认为，符号解释者假定符号和情况之间有一个结构关系，并且认为符号指示这种情况的存在。解释者总是把符号当作某情况下实际的构造成分，而使用者使用该符号认为是情景的构造成分，情景又是它所指的意义，故而，符号及其客体的关系不是因果关系，而是局部和整体的关系（符号是该客体的一个从属部分）。因果关系是符号关系的偶然特征，但因果关系不能界定一切关系——相关性并不能够证明因果关系。（说实话，这部分很搞，因为我很难自己举出一个例子来诠释这些话，我很期望有所心得的人给我一些指导）。

表征性符号意义在四元关系结构里的运作

表征性符号和一般性符号根本上是不同的。一般性符号总是被认为是某情况的实际构造成分，而表征性符号的位置总是逻辑地处在它们表达的思想之外。作为表征性符号的表现成分，绝不会是它们用作象征的概念情景的组成部分。

表征性符号需要一个四元结构：1）被表达的某物；2）把某物用作象征性符号的某人；3）该符号表达的一个概念；4）该符号指示或指向的真实世界或幻想世界的某客体。一般性符号表达的是与其结构关系的某些情况的存在，而表征性符号表达的是与其有结构关系的概念（还记得前面朗格对概念的定义么？一种抽象出来的形式）。

表征性符号表达概念、思想和理念，而不是表达它们的单纯的物质存在，比如一个艺术品，做为一个整体的表征性符号，是逻辑地处在它想表达的某种思想之外的。艺术品来表达某种思想，受到的限制来自于概念本身，而不是受到外部情况限制。哪怕这个艺术品不在了——呵呵，我用句俗话：它所代表的思想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许多表达成分可以参与一般性符号关系结构和象征性符号关系结构的运作

很多符号可以同时发挥两种功能，既是一般性符号又是象征性符号。比如结婚戒指。它可以表示一种存在（作为一般性符号），也可以表示一种涉及到的社会制度（表征性符号）。不过，一个符号同时行使两个功能时，它们作为“成分”，同时参与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关系结构（换句话说，成分相同，关系不同，故而根据前面的形式=成分+关系，形式是不同的）。

戒指作为一般性符号，成为一个文化情景的常规成分，它参与表达了这个情景的存在（已婚）。作为表征性符号参与四元关系结构时，主导成分是婚姻观念（或制度）。

一般性符号的意义分类：以逻辑因素和心理因素为基础

第一个层次是一个符号发挥A符号功能时，还可以成为其它东西的符号。因为意义是成分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任何一个成分的属性。作为符号的一种，词语，它的选择还可以揭示说话人的隐性的意识形态（比如我已经习惯用TA，在不明性别的情况下，这里其实是有意识形态的）

第二个区分在于，符号的成分既可以是人造物，也可以是行为。行为符号的一切标准范畴是行为本身而不是状态。

最后一个区分是，自然符号和人造符号。自然符号是一切符合符号-客体结对的情况，无需人工干预。比如蜻蜓低飞是一个自然符号，显示出即将有大雨。人造符号则是使用符号的社群有意识涉及的符号。人造符号既是约定的，也是任意的。戒指就是这样的一种人造符号（这里顺便提及一下偶生符号这种经常作为迷信思想的基础的符号：黑猫和某事发生之间的结对关系）

符号媒介分类：推理性符号和表征性符号

推理性符号（也就是数学和语言）是有一整套严密的逻辑类推规则的，在映射我们的思想时具有强大的表现力和高度的可视性，但它还是有局限性。比如描述朋友的面孔细节时，由于成分和关系上都太复杂，语言就常常捉襟见肘。

问题的根源在于，推理性符号使用的是标准化的范畴和序列性的映射规则，而复杂的结构（比如面孔）的关系却盘根错节。于是人们开发出了大量表征性符号（非推理性符号）。表征性符号把自己的关系结构“呈现”在使用者面前，让他们直接去感知，而不是要求使用者按照排列顺序一个接一个地给那些组成部分命名。

表征性符号不同于一般性符号的地方在于，它的构造成分脱离表征性符号整体后，这个局部未必有什么意义（作为推理性符号，一句句子中的每个单词都是有意义的，而且这个单词可以用在这句句子里，也可以用在那句句子里，大部分情况下，意义基本相同）。

表征性符号展示而不是命名它们投射的成分和关系，所以在表达非常复杂的思想时，它们比词语干得好。不过，表征性符号不能直接判断真伪，它们不能直接推出一个命题或做出一段陈述，这在某些场合下有些沟通困难，比如我这个缺少艺术熏陶的人，其实相当难以理解各种艺术品，因为我从来没学过那一整套表征性符号。

为了克服这两种符号各自的不足，人们就常常使用推理性符号去趋同于表征性符号，来补足推理性符号。比如我们说，张三带有蒙娜丽莎式的笑容时，就是一种趋同化手法。或者说，今天这个场景的气氛就像春天般的朝气蓬勃。

表征性符号用法的分类：以它使用的媒介固有的表达机会和局限为基础

上图是表征性符号的类别。左侧的人造创造性艺术有雕塑、绘画和建筑，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东西，即艺术幻觉。朗格认为，雕塑产生虚拟体积，绘画创造虚拟场景，建筑创造虚拟人居领地。原有的材料消失，成为艺术幻觉（比如画布和油料用来表达阳光洒在草地上）。而另外两种人造物则保留着构成它们的原材料。神圣人造物和世俗人造物的区别是，后者赋予日常思想物质的形式，而前者要表达的不妨称为宇宙意识。

右侧的行为创造性艺术有舞蹈、音乐、戏剧等，同样创造艺术幻觉。朗格认为，舞蹈提供虚拟力量，音乐提供虚拟时间经验，戏剧则是虚拟命运（喜剧或悲剧）。神圣行为符号，比如升旗仪式，也在表达某种宇宙意识，而世俗的表征性行为，则表示某些生活方式的思想。

在最后一节中，本文作者展示了他雄心勃勃的计划，基于朗格过程行为理论上的传播学思想架构分层模型以及分层模型细部详图。有兴趣的人可以参见本书256页和257页。正如我在这篇笔记的开头所说，传播学“拎”一下的工作，一旦取得突破，那是传播学学术领域中重大的研究突破。鲍威尔斯教授的努力，我将热切期盼他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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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媒介环境学第十章

魏武挥 — Fri, 12 Feb 2010 13:58:54 +0000

我至今记得我这辈子读书最痛苦的一段时候，那是06年夏天，为了我的毕业论文，我不得不涉足到“符号学”这个领域，那些抽象的概念使得我几乎一天只能看上个几页。我必须承认，对于能指啦意指啦所指啦语言啦言语啦之类，我到今天也只是很表面地了解了一下。符号学的根本在于“语言学”，而我在这上面，多年的教育只是在教我怎么写作文，怎么辨析中心思想，怎么区别“排出”和“摸出”的修辞差别。基础之差，真得让我痛苦不堪。没想到，数年之后，我又要面对它们了。

先大致介绍一下萨丕尔-沃尔夫假设，这是语言学里非常有争议的假设。这个假设分为两个部分，后一个部分是对前一个部分的修正。

第一个部分是强势说，也是这个假设的初始版本，又被称为“语言决定论”，即一个人的思维完全由母语决定，因为一个人只能根据其母语中编码设定的范畴和区别定义来认识世界；第二个部分是弱势说，是初始版本的修正，认为语言、文化、思维之间具有相关性，又称语言相对论，即语言结构有无限的多样性，因此一种语言系统中所编定的范畴类别和区分定义为该语言系统所独有，与其他语言系统中所编定的范畴类别和区分定义不同。（争议性就在于根据这个假设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学习外语是不可能的。一个中文为母语的人要真正掌握英文，就必须将ta的思维全部切换成英语思维。）

虽然这个假设的命名是萨丕尔在前，但实际的主要阐述者是沃尔夫。沃尔夫是萨丕尔的弟子，把老师放在前面，看来是超乎语言的全球性的应有之意了吧。

<第十章符号、思想和现实：沃尔夫与朗格对媒介环境学的贡献> 作者：克里斯琴尼斯特洛姆（Christine L. Nystrom）

本文先从“相对论”开始说起。人们接触的现实并非外在于人的存在，而是我们的感知、探索、表征和传播工具提供的外在现实的版本。而本文的主人公，沃尔夫（Whorf）和朗格（Langer），则为将相对论思想转化为媒介环境学的基石做出了巨大贡献。

早在前5世纪，柏拉图就知道爱因斯坦1905年才知道的东西——柏拉图的洞穴：人们不可能直接去接触现实，只能够站在和现实相关的某一点去看现实，只能够通过感知工具去接触现实，这样的知识在我们构建未知领域时扮演了积极的（和转化的）角色——现实的相对性、现实的社会建构的相对性以及感官偏向的相对性。

不过，这种思想后来几乎消退，牛顿的科学客观主义范式君临天下。牛顿认为，时空框架是固定的、绝对的，观察者完全能够针对他们阅读自然之书得到的结果，提出中性而客观的报告。世界最终是可以被认知的，而且是可以充分被认知的，工具和程序绝不会影响它们在客观现实里的运转机制。

两个思想性的实验使得科学发生革命性巨变，第一个实验是围绕爱因斯坦的问题，结果就是得出“多重现实是存在的”这一结论。每一种现实取决于观察者在和现实相对的关系里所处的位置。第二个实验是海森伯的实验，这个实验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永远不可能充分而准确地了解现实，能够了解的唯一现实是观察条件需要的那种现实。海森伯的名言：我们所了解的自然是我们拷问自然的结果。（请原谅我略去了中间的研究过程，虽然过程比结果还要重要，但这个过程，实在是…太理科了。）

爱因斯坦认识到语言在塑造现实结构中起到关键的作用。他说，他的理论遭遇到的最大对手就是语言。他认为，空间和时间是时空一体这个单一现象的两种功能，而语言偏偏要把空间和时间分割成两种不同的东西。语言影响我们如何构建现实，进而影响我们在现实里如何做事。这个思想被最系统最有力的表述的，是沃尔夫（以及他的老师萨丕尔）。

沃尔夫写道，人人都受到一些阐释方式的限制，即使他自认为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想说的东西。语言表征经验或经验的一部分，但不是复写经验。语言是一种代码，不是感官所知的世界的复制品。语言赋予我们的现实，和感官赋予我们的现实，是根本不同的（摄氏39度，和我们感知到的热，是相同的么？换句话说，在某天某个固定时点的你能感知到的热，其实是不可能靠语言来100%复制的。）

沃尔夫研究了“英语”这个语言，在英语中，使用者倾向于把现实构想为分离客体的集合，倾向于把根本不像客体的现象变成实在的客体（事物）。比如，还有什么比爆炸更加不像事物、更加像一个动态过程的吗？英语容许把这个过程伪装成一个客体，它只是简单地给它一个动词的外形就万事大吉了。操英语者构想现实时，就把重点放在孤立的实体及其行为上。

事实上，我们每一次说话、书写乃至思考的时候，我们都无意之间把语法结构投射到现实里去。于是，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成了囚徒，并非我们感官的囚徒，而是我们语言的囚徒。

不过，沃尔夫所谓语言的囚徒，并非指词语的选择。我们有很多同义词来选择。赋予复杂思想强制性特色的是语法结构和语言范畴。比如，在英语中，任何一句话的动词里都必须有时态，所以，我们不能够选择“不表明时间”。——这一点，中文倒是没有的。中文的动词是没有时态的。不过，这反映了什么呢？我们对时间的不敏感？

本文作者不同意将沃尔夫视为语言决定论者，他认为沃尔夫对文字的作用是这样理解的：文字加强业已存在的语言空间化偏向。语言等表征系统和社会、环境、技术条件的相互作用是极其复杂的，它们在重要的互动中创造并继续不断地改变文化的生态。他的研究，明确指出了这样的互动和结果以及西欧人的世界观和美洲印第安人的世界观为何、何以获得迥然不同的形式。

沃尔夫最坚持不懈的观点是：语言并非思想的中性的容器和传送带（这一点和前面提到的几位大师级学者对媒介的态度何其相似），而是自有其特点的思想工具，在不同的语言社群里，语言的结构是不一样的。

沃尔夫英年早逝（去世的时候只有44岁），他一生的关注点都在语言，简略地提及过绘画、音乐、舞蹈和建筑这一类符号系统，偶尔提到了广播。他没有追问这样一个问题，符号表征和传播的不同形式切分和重组现实的方式，是否和语言不同，是否随着每一种媒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继续这一工作并获得成就的，是朗格。

朗格把符号分为表征性符号（symbol）和一般性符号（sign）两种。用一般性符号来表示某种状况存在，这是和动物一样的，比如黑猩猩某种高叫的信号是向同类发出警告信号。一般性符号的意义在于它触发的行为，功利主义的，以生存为导向的。我们人则可以用一般性符号对一般性符号做出回应，比如我们听到消防车的汽笛声就把汽车停在路边（让它快速通过），虽然我们还不曾看到消防车。我们还可以用表征性符号对一般性符号做出回应：唤起观念。比如一听到消防车汽笛声就想起了前女友（呵呵，不要笑，有可能的）

朗格的这种区分，是为了反驳这样的观点：语言的功能首先是实用和交流的功能。这种观点会导致推理性命题性语言优于其它符号表征形式的结论，也会将艺术放到比较次要的地位。朗格认为，语言起源时并不是实用信号的产物，语言是人类心灵把经验转化为表征性符号的体现。她把艺术和推理性语言放在同等的位置，把它们作为符号活动的两种形式。符号活动是一切人类思想的特征。基于这两种符号活动，就会出现两种编码模式：推理性模式和表征性模式。

本文作者将这两种模式指代为数码符号和模拟符号。数码符号和表现的现象存在着自然的或结构上的对应关系。人们也不会改变符号形式来表示它所指客体的形式变化，比如你不会用“MAN”和“man”来区分两个人的大小不同。语词并非唯一的数码符号，任何东西都可以行使数码符号的功能，只要大家一致同意就行，比如用红灯停绿灯行。句法则是一套规则，显示单词所指事物的关系，也是数码符号，是文化契约或常规惯例（读到这里，我想起很多年前参加托福培训班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们，阅读理解的题目，你先要划分那些通常都是由长句组成的阅读材料的语法结构）。

数码符号有两种功能：一是唤起即暗示某些抽象概念（比如和狗联系在一起的概念），二是命名（直指）经验世界里符合那些概念的事物（比如四足、摇尾、冷鼻、多毛、汪汪叫的那个动物）。

如此看来，语词+句法后，数码符号的意义和表示意义的关系都可以是很清楚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其实我们都知道，再怎么坦诚沟通，都有沟通的困难）。这里有一些两难困境。

有些话并没有说正在发生什么事情（这是可以验证的），而是在说应该发生什么事。前者被称为描述性陈述，后者则是规定性陈述。规定性陈述不能靠观察世界去检验或反驳，你无法仅仅根据和经验世界里的某事精确对应与否来判断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第二，我们不一定随时随地把语词的意义能说清楚，不一定能非常具体地表明我们身边看到的事物。（我个人在这里举的例子就是颜色的问题。这个经验世界的色彩斑斓到我们根本无法用语词来定义清楚。我看到的红和你听到红之后所想象出来的红，能一致么？）

还有一些想象出来的话，是无法检验或反驳它的。（比如魔戒所构想出来的那个场景，怎么检验呢？你无法断言有，或者没有。）

朗格认为，符号表征的推理性形式，只构成我们总体符号表征经验的很小一部分。大部分符号表征经验采取了另一种形式，她称之为非推理性表现形式或表征性表现形式，即模拟符号。数码符号完全是任意的（你可以用狗来代表狗，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词，比如dog），模拟性符号用形式表现它代表的客体的一些主要特征。客体的特征一变，符号的形式随即跟着变。有些模拟性表征非常详尽，有些则很抽象。模拟性表征有一点很重要：符号的一些特征必须符合在脑子里唤起的客体的一些特征（比如这个模拟性表征：:) 不过，我想，朗格毕竟是字母文字中人，基于象形文字的中国人的“笑”字是蛮有些“笑意”的）。模拟性符号以其形式表现脑子从感知经验里抽象出来的客体各部分关系的结构。

语词的意义可以从一个语境迁移到另一个语境，但图像式表征里的点（比如:)这个符号里的点），却不具有什么一般的意义。表征性符号的构造单位是没有固定的暗示意义的，比如一个舞蹈家挥舞手臂的位置，在这个舞剧中的意义，和在那个舞剧中的意义，可能截然不同。但是，这并不是说绘画、交响乐或芭蕾舞没有结构，而是说它们的结构完全不同于命题性语言和其它推理性形式的结构：它们不是由有固定意义的单个构造单位按照一定的句法结构组合起来的。我们可以把艺术产生的无词语观念转化为词语表达的句子，但这些句子并不是艺术作品的一部分。形象，并不属于话语的表征性领域，故而，艺术和语言是截然不同的（这让我创造出这样一句话：我们争论的不是电影，而是影评）。

如果表征性形式不像语言具备话语、理性思维、论辩和推理的功能的话，它们具备什么呢？朗格认为，它表明的是情感生活。命题性语言是我们经验的样品，只代表我们生物-感知-运动经验的波峰和波谷，在我们文化史上，它们只是我们生存的必须的零碎片段，而在我们这个生物体的体验里，其余部分是静寂的，因为我们没有合适的词语来表达这些静寂的成分（比如你失恋的痛苦，怕是集天下所有的诗词歌赋都只能表述其中之万一吧）。

真正的语言有利于分析性推理和线性思维，有利于拆解并重构思想使之以逻辑和语法序列展开。表征性形式促进瞬间的确认、格式塔式的领会（格式塔是德文Gestalt的译音，意即“模式、形状、形式””等，意思是指动态的整体dynamic wholes，格式塔学派主张人脑的运作原理是整体的，“整体不同于其部件的总和”。例如，我们对一朵花的感知，并非纯粹单单从对花的形状、颜色、大小等感官资讯而来，还包括我们对花过去的经验和印象，加起来才是我们对一朵花的感知），它的意义必须要总体把握，否则就根本无法把握它的意义。表征性的价值标准不是正误对错的问题，而是和感知经验与情感结构和谐的问题。表征性形式使注意力指向内心。

推理性符号模式和表征性符号模式形成互补关系。两种表现方式的结合使得我们能够完成两者不可能单独完成的任务。

将朗格置入媒介环境学的原因，在我看来，是因为她指出了语言并不是人构建现实的唯一途径。她把人类用于交流的符号系统切割为数码符号（推理性表现模式）和模拟符号（表征性表现模式），使得她能问出这样的问题：不同的符号系统结构如何限制它们所能表达的东西，又如何塑造人类回应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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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媒介环境学第九章

魏武挥 — Wed, 10 Feb 2010 17:53:48 +0000

21世纪开始的第一个十年，对于媒介环境学而言，是一个蒙受损失的第一个十年。尼尔波斯曼于2003年故世，而凯利（Carey）也于2006年得到了上帝的召唤。不过，不同于波斯曼认为“媒介是技术”，凯利认为“媒介是文化”。故而，其实他是一个文化论者，他对文化的关切是他一切研究的核心，从精神上保存公共文化的任务始终贯穿在他的著作里。

凯利从来不搞田野研究，也不搞原始数据研究，他也从来不是从一个基本原理入手然后展开论文写作，他其实是一个写思想性文章的学者——这在包括传播学科在内的整个社会学科研究中，是非常难得一见的现象。我有一本他的论文集《作为文化的传播》的中文版，读完本章，我想应该翻开此书，虽然我知道，读思想性学者的文章其实很累。

<第九章詹姆斯凯利：寻求文化平衡> 作者：弗里德里克瓦塞尔（Frederick Wasser）

在我前面写的几章笔记中，我们可以发现，媒介环境学的核心理念是“寻求平衡”——这其实是和自然环境保护一脉相承的。凯利也在寻求媒介的平衡。他认为，传播垄断的形成过程，既非自然而然，也不是不可避免的，而是具体的权力结构产生的结果。为了反对这些垄断，就必须寻求媒介的平衡。

凯利拓展了杜威的理论，他写道：“传播是一个符号交换过程，现实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维护、修补和转化的”。意义是文化生产者和受众互动的一个协商场所，受众可能接受生产者的意图，也可能修正生产者的意图，有时甚至可能颠倒生产者的意图（这样的例子在国内，远可以参照《馒头》对《无极》的解构，近可以参照“老子不看孔子，去看孙子”的故事）

凯利也同样关注技术与社会的问题。前面我提到，芒福德是从技术乐观派转向悲观派的，芒福德的毁灭感提醒了凯利如何去看待技术。他着重研究了电报这项技术。

不过，凯利的立场和马克思是略有不同的，不同于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凯利更倾向于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即文化和经济在人的整个生活方式中是同等重要的因素。霸权价值被灌输到了各种社会制度中，成为被普遍接受的常识。但凯利也仅仅是倾向而已，他一没拒绝种族和性别研究给人的启示，二也没有完全接受这种研究泛化为概括一切——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那句同意每个人互相不同意的意见的味道。

凯利关注到技术问题和随之带来的经济问题的目的还是为了传播问题。因为人们创造技术系统的目的不是为了拓展公共领域，技术系统的生产和分配仅限于市场内部，而市场肯定是以私利为导向的。凯利认为，经济和传播构成矛盾的框架，经济是分配稀缺资源的实践，信息传播是生产意义的过程，是绝对不会短缺的资源，实际上它是极端丰富而免费的商品。日益技术化的传播使得传播更加成为私利的资源，而不是共享的公共领域。凯利注意到了我们在语言里的无意识转变，我们已完成从传播到信息的过渡，从公众到受众的过渡。他提醒我们注意，经济问题是个人的领域，是“那对我有何好处”的问题。

本文最后还提到了凯利对新闻教育的看法和研究，基本上，我对新闻学研究领域的兴趣不是很大，此处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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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媒介环境学第八章

魏武挥 — Tue, 09 Feb 2010 19:06:56 +0000

我一直有个观点，在学术界，一个人的学术声望是由ta的学生决定的。比如说，孔子的思想的重要性，与其说是孔子自己努力去锻造，还不如说是他的孔门诸贤的功劳。而放在媒介环境学里，麦克卢汉在学术界的如日中天，则是由波斯曼（Postman，又译波兹曼）打造的。

我前面已经大致提到了波斯曼是如何得鼎鼎大名，说他一手开创了媒介环境学这个流派是没有错的。如果说，传播学集大成者是拉斯韦尔的话，传播学中的媒介环境学的集大成者就是尼尔波斯曼。是他紧紧抓住了媒介环境学（media ecology）这个乱麻一团的词语。一方面可以说，他45年的学术生涯雄辩地说明了他自己作为作家、教师、公共知识分子的品格和才干，另外一方面又可以说，他把自己毕生的学术精力用来使麦克卢汉的探索合法化，给这些探索提供坚实的基础，澄清并延伸麦克卢汉的探索。

首先是一名教育家其次是一名传播学学者的波斯曼一生著作25本，其中独著13本，合著10本，合编2本（波斯曼拒绝使用电脑写作，故而全部是打字机打的）。本文是整本书中篇幅最长的一篇（中文本44页，超过了第一章绪论的42页），主旨就是简要分析他的著作，并梳理他的关键理念。

<第八章尼尔波斯曼与媒介环境学的兴起> 作者：托马斯金卡雷利（Thomas F. Gencarelli）

波斯曼出身于一个英语教师，他的第一本书是为美国英语教师学会电视研究委员会负责的一个项目所撰写的《电视和英语教学》。这本书研究了如何通过电视来向学生进行英语教育，因为1961年电视在美国风头正盛。这本书促使波斯曼对媒介产生了重大的兴趣，并且，某种意义上，他之后的学术道路和这本书的主旨背道而驰。

随后问世的《语言学：教学革命》（1966年）几乎是对《电视和英语教学》的反动。后者试图把电视融入英语教学，而这本书显然是要倒退一步：重点是教学用的首要媒介，以口语、书面和印刷形式表现的口语。这本书波斯曼首次回答他之后不断回头论述的问题：语言如何并在多大程度上允许我们再现现实——用科日布斯基的话来说，语言如何并多大程度上允许我们去给现实“绘制地图”？与此同时，语言作为现实和经验的中介如何并在多大程度上脱离现实？（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波斯曼作为一个传播学学者，他所谓的媒介，并非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指的大众媒介。事实上，他认为，媒介就是技术——语言，也是一种技术）

波斯曼第一次将媒介环境作为核心来论述的一本书是《美国的语言：关于语义环境退化的报告》。在这本由22篇论文汇集而成的论文集中，波斯曼在序言里略带霸气地提醒大众：人借助并通过语言给他赖以生存的现实编码，同样明显的是，语言是人得天独厚的生存工具，而且是任何层次上的工具——但有一个条件，他要知道语言是自己的工具，他要时常核查语言产生的后果。

波斯曼认为，语言并不是和环境明显区别、与环境分离的东西，而是环境的一部分，正如人是环境的一部分一样。语言凭借其本质就构成或创造了环境。我们和自己创造的世界共存，利用语言去创造世界。正如受自然环境的影响一样，我们试图按照自己的目的来塑造这个世界，并又在各方面受这个人造环境的影响。

确立波斯曼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和教育理论家身份的书是《作为颠覆活动的教学》（1969），这本书洛阳纸贵，风靡全国（40年过去了，这本书今天在Amazon上依然保持第25155的销售排行）。从这本书开始，波斯曼经常引用麦克卢汉的思想和警语，它强调并证明了，不仅语言研究而且一切媒介研究要成为新教育里至关重要的教育（说实话，就我们现在所身处的无处不媒介的世界，大学本科关于媒介素养的课程居然不是通识课，让我极度费解）。

《软性的革命：以学生为主动力的教育改革提案》几乎可以认为是波斯曼向麦克卢汉的致敬之作，这本书编排和麦克卢汉的《媒介即按摩》很类似：没有目录、索引、参考文献，使用不同型号字体和大量配图以及卡通图片，有时候一页就是一章等。就在这样一本看上去很风趣的书里，波斯曼正式引入了媒介环境学这个术语：媒介环境学研究人的交往、人交往的讯息以及讯息系统。具体地说，它研究传播媒介如何影响人的感知、感情、认识和价值，研究我们和媒介的互动如何促进或阻碍我们生存的机会。其中包含的“生态”（注：英文中media ecology的ecology的译法是生态）一词指的是环境研究——研究环境的结果、内容以及环境对人的影响…环境构成我们耳闻目睹的事物的结构。

然后波斯曼大致勾勒了这个学科的四个问题：媒介史、媒介素养和创造性、媒介研究、媒介视角和媒介批评。

波斯曼有写三部曲的习惯，《作为颠覆活动的教学》针对教育工作者，《软性的革命》以学生为对象，而加上这本《教材：抱怨解读》就成了三部曲：论述当时的学校改革运动。波斯曼指出，面对电子革命的挑战，读写文化眼看就要走下坡路，印刷品在我们今天生活中的重要性远不如过去了。

第一部真正意义上他独自完成的书是《疯话蠢话：我们如何败于自己说话的方式我们又该怎么办》。这是一本波斯曼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书。所谓蠢话，就是打败合法的目的，比如明明只是寒暄（你吃了吗？）却喋喋不休刚才吃的东西，而疯话就是反映坏的目的（比如公开造谣）。语义环境是疯话和蠢话会产生的环境，标准是：说话的目的、对话者的目的、说话的内容。

之后，波斯曼开始全面转向媒介环境学。在《作为保存活动的教学》中，波斯曼提出了类似“环境保护”的主张：保持教育的生态平衡（即他著名的恒温器观点）。教育必须要对前瞻性的时代做出保守的回应，如果情况相反，教育就应该做出革命的回应。他认为，机器曾经被认为是人的延伸，但如今人却成了机器的延伸。我们必须要理解媒介的需要，以及一个时代首要媒介的偏向。在这里，我意识到，波斯曼反对麦克卢汉而形成的强烈的人文关怀，和他出身教育家是一脉相通的。麦克卢汉只是要求探索事物，而波斯曼则试图去解决问题。

接下来这本在中国读者中比较有名的书《童年的消逝：家庭生活的社会史》是因为它有中文版了。波斯曼认为，电子媒介特别是电视将成人和儿童之间的分界线抹掉了，同时被抹掉的还有童年的现代观念和经验。他担心当代电子媒介文化及其后果对童年的影响。童年之所以必不可少，那是因为它继承了代代相传的文化模式，每一代人都要成长起来到成人世界里去栖身，目的是发扬文明的遗产，发扬印刷文化的文明成果。

波斯曼最负声名的书就是《娱乐至死：娱乐时代的公共话语》，这本书我认为影响到了很多人。他写道，电子技术的庞大阵容催生了一个躲躲猫的世界（把脸一隐一现逗小孩的美国游戏），在这个世界里，一会儿发生这样的事情，一会儿发生那样的事情。这些事情都昙花一现，刹那消失。这个世界没有多少整体性，也没有什么意义。它不要求我们做什么，实际上也不允许我们做什么。它就像小孩子的躲躲猫游戏，是一个自足的世界。但就像躲躲猫一样，它又是没完没了给人愉悦的世界。他开篇提到了《美丽新世界》和《1984》，并提醒我们，也许，我们不会受到类似赫胥黎或奥威尔笔下的他人的控制，但我们最终被控制的原因却是我们自己。

《认真的反对：给语言、技术和教育找麻烦》带有一定的商业目的，因为《娱乐至死》太红了。这本书收集了18篇文章，其中2篇就是《童年的消逝》和《娱乐至死》的概要。不过，这本书里还是有些新东西的。波斯曼在里面提到了“社会科学不是科学”的论调（我这里要注一下，科学两个字，基于自从五四以来的种种原因，在中文语境里已经成了真理的指代名词，但其实它不是。它只是一种探寻真理的方法之一罢了）。他认为社会科学就是讲故事。作为媒介环境学家而言，就是告诉人们媒介环境如何创造语境，这样的语境是如何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或组织社会生活的方式，如何使我们的境遇更好或更坏，如何使得我们更聪明或更迟钝，使我们更自由或更加受奴役。

正如前所述，波斯曼“保护环境”的方法是“获取平衡”，《如何看待电视新闻》就是一本他和广播电视专业人士联手写的维持平衡的书。他们的目的是平衡一位媒介批评人士和一位专业人士各自令人生疑的偏向，提供双方的长处和知识，充分揭示电视新闻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个人认为，这本书应该引进作为本科教材使用，并且是通识课教材，因为，今天这个时代，所谓“我从来不看电视”只是一种标榜而已。

波斯曼一直很喜欢麦克卢汉的一个比方：技术对媒介的关系就是大脑对精神的关系，他也深受艾吕尔的影响：由于我们太依赖技术，由于我们几乎以宗教那样的虔诚崇拜机器，我们反而受到机器的控制，结果我们自己就变得类似机器了。于是他写下了《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一书。这本书我个人过去写过一篇蛮长的书评，这里不再赘述。我只是想说，今天我看到一条这样的新闻后，我在微博上写道：一股寒意从内心深处升起了。

《教育的终结》是波斯曼向一名教育批评者的回归，它的基本主题是：美国教育对不起年轻人，没有给年轻人激动人心的、宏大的叙事，不能够让年轻人理解生活的意义。娱乐和狂热的排遣不过是徒劳无益的尝试，它们并不能填补年轻人生命中那个生存的漏洞。教育已经成为谋求薪酬好的工作的一个先决条件而已（考虑到他说过教育是对思想威力的信仰，我能感受到他的痛心疾首），而且他也痛斥技术训练尤其电脑训练是教育体制压倒一切的责任。他提出了十条原理，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第一条：一切技术变革都是浮士德式的交易。

最后一本书《修建通向18世纪的桥梁：历史如何帮助改进未来》是波斯曼最激进的一本书。他认为启蒙时代留下的遗产、文学和思想，需要我们去重新发现和开垦——这一点上，我深以为然。我甚至比他更激进的是，我们不需要再去搞什么理论创新和技术发明了，因为我们对我们宝贵的遗产都消化得不够。相对于更多的开拓而言，回顾、梳理、再发现这些工作显得更为重要一些——波斯曼这种保守思想的确是相当激进的。

波斯曼的媒介环境学围绕着四大主题：教育与媒介教育、从媒介的角度看语言、作为文化的媒介与技术、文化的保存与文化保守主义。他偏爱印刷文化，认为印刷媒介是其它一切媒介衡量、比较和对照的标准。但他这种偏爱是建立在谋求平衡的基础上的。的确，我们当代这个文明，印刷文化已经边缘化了。

最后我附上一首曲子，曲子的演唱者Roger Waters是Pink Floyd乐队的领唱和主要写歌手。Pink Floyd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摇滚乐队之一（迷幻摇滚）。Roger Waters一度放弃了正在录制的唱片，但在一次跨越大西洋的飞行中阅读了《娱乐至死》之后，92年发布了新的唱片，名称就是《娱乐至死》。歌词可点击这里（音乐播放器可能在rss浏览器里看不到，需要听这个曲子的rss读者请上站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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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媒介环境学第七章

魏武挥 — Mon, 08 Feb 2010 14:00:10 +0000

麦克卢汉（McLuhan）是到今天为止媒介环境学中最有名的学术人物，也是整个传播学学术圣殿中不可或缺的大师。他的声名还越过了学界，成为大众偶像级的人物。比如说，他曾经接受过《花花公子》的专访，在相当一段长的时间里，他四处讲演，且座无虚席。他有很多名言警句，流传后世，成为很多人经常要挂在嘴边的东西——虽然，并不见得真正理解它。

同时，他也是一个相当有争议的人物。从本文的标题“两面神”中就略窥一斑。莱文森使用过两面神来形容麦克卢汉，这个两面神是指罗马守护神“杰纳斯”：既回首过去又前瞻未来的统一的目光——这显然是褒义。而齐特洛姆也使用过两面神来描绘麦克卢汉，但他认为的是：远距离的科学观察和宫廷弄臣伎俩的矛盾混合体。

麦克卢汉对电子媒介的社会心理影响是相当不信任的，比如他曾经劝诫儿子让他的孙女少看电视：电视是可恨的毒品。不过，麦克卢汉自己却是靠电视来成就他的赫赫声名的。他的早期著作《机器新娘》要到了自己购买1000本送人的地步，但经过在电视上一露面，他的《谷登堡星汉》获得了62年总督奖。他进入过流行文化的神殿，与披头士齐名，但他对流行文化的态度是：面目狰狞，令人作呕——某种程度上，他的确是一个“因为知名而知名的人物”。

不过，无论如何，他的学术成就是不容抹杀的。就我个人到目前的一点心得而言，我认为他至少在两个方面有着辉煌的贡献：其一是对电子媒介的剖析，其二是方法论上的突破（冷热媒介这个让人摸不着头脑且争议无数的提法，我认为与其说是一个对媒介的结论，还不如说是一种研究媒介的方法）。

<第七章马歇尔麦克卢汉：现代两面神> 作者：詹姆斯莫理逊（James C. Morrison）

麦克卢汉是一个环境保护主义者，这不是指他要保护自然环境，他要保护的，是我们的媒介环境。他对电视和通俗文化的批判，根子上是要保护我们的“翻版现实”尽可能地减少污染。他研究的方法源头是文学批评（我认为这和他出身英文文学有关），尤其是实用批评学派的训练。这种学派（或者叫方法），注重的是参与性的神秘体验，而不是那种实证研究。因为如果我们认为知识和经验可以分割、解剖，而不是要重新整合起来，我们就无疑是盲人摸象了——联系到60年代实证研究是“正确的”研究的学术场背景，他被人攻击到几乎要被夺去大学终身教职就毫不奇怪了。

他大量使用名言警句的原因，就在于此。他希望他的读者能够深入地参与其间（这让我想起不过五千字的道德经有多少注释，又想起所谓微言大义的春秋引发多少考证）。他的儿子认为“讥讽读者是训练读者的手段”。名言警句显然是跳跃性的，这种非线性的文本组织方式，在麦克卢汉看来，十分符合现代世界的特征。

麦克卢汉对媒介影响的理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部分：通感（synesthesia）：感官之间自由互动，大脑把一种感知转化为另一种感知的正常机制（我举一个例子：望梅止渴）。这种转化，在印刷时代里，就变成不依靠耳朵来确认真相，而是依靠眼睛——眼见为实。相反，在口语文化里，耳听为实。因为你可以盘问一个人，但你却不能够盘问一个文本。

常规观念是，一切媒介都是中性的容器，我们只不过把内容装进去，然后传递给受众。麦克卢汉认为这个观点很天真。他认为，我们有意识的头脑里塞满了显形的内容，我们无意识却容易受到媒介的潜意识影响。我们的感知系统在不知不觉间受到媒介的塑造，成为一种过滤器。

麦克卢汉给媒介的定义是：媒介是我们适应环境时产生的无意识效应，每一种媒介承载的感知或意识偏向——我们最意识不到的方面，正是对我们影响最大的东西，比内容产生的影响要大得多。他的经典名言“媒介即讯息”，便是说：是媒介在塑造我们的意识，而不是内容。

冷热媒介是麦克卢汉最让人困惑也是到了今天依然有争议的部分。但在我看来，麦克卢汉给出的一些结论，其实是一种研究方法。冷热媒介的核心部分是“媒介需要我们如何参与？”。参与的多，就是冷媒介，参与的少，就是热媒介。比如，会话是一种冷媒介，它由语言和身体语言组成，人们调集了几乎所有的感官来完成会话。印刷媒介则是一种热媒介，因为它只使用到了视觉这一种感官。电影也比较热，也使用视觉，但麦克卢汉认为电视是冷的。因为电影的技术是一秒钟24格画面，而电视则需要每1/60秒重组屏幕上每一条扫描线里数以十万计的明暗相间的像素（电脑显示器是1/75秒，或可更快），这需要脑子付出更多的努力来重建幻象。故而，利用多点马赛克的技术的电视，相对于电影和印刷媒体，是一种冷媒介。

冷热媒介的确是有争议的，比如说：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显然大脑在读书的时候也是非常努力的——这一点，本文作者争辩说：电视让我们参与的不是电视形象的内容，而是由感知系统重组电视形象的外观；但读书不是去重组那些文字形象，而是进行文字编码的解码和解释，意义的重构——也不无道理。。但我觉得，这只是麦克卢汉为了下一步的研究所铺设的方法式的桥梁。我们没有太多必要去研究这个桥梁究竟是木头做的还是石头做的，重点在于桥梁通往何处：

（麦克卢汉父子的媒介定律四元律）

麦克卢汉提出了四个问题：

1、这个媒介使得什么得到提升或强化？
2、它使得什么东西过时或者说它取代什么？
3、它使什么过时的东西得到再现？
4、它被极端挤压后产生什么东西或变成什么东西？

套用上面的图，可以看看“复印术”带来什么：

用四元律去研究电子媒介，就会得出麦克卢汉的“地球村”的结论。不过，我认为今人大量误用这三个字。麦克卢汉的地球村不是高度和谐的乌托邦，而是人们互相深度卷入的地方，更加容易滋长冲突和恐怖。全球传播刹那即达的性质意味着这样一个后果：我们联系越紧密，就会有越多的人寻求自己的民族、语言、宗教身份或其它亲和关系，借以反制这种超级卷入产生的心理威胁。

究其所有，麦克卢汉并不是电子媒介的推崇者，也不是咒骂者（虽然私下里鄙薄得很厉害，但我认为这不是他的学术观点）非要说点倾向的话，他可能更喜欢印刷时代。他其实就是一个环境保护主义者，在这一点上，他和伊尼斯是共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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