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 Talks–上海魏武挥的博客

人物：史蒂夫乔布斯
时间：2003年
场合：在数码盛会“All Things Digital conference”上与科技博客人沃尔特莫斯伯格交谈
话语：“我们没有计划生产平板电脑。现在看起来人们需要用键盘。我们认为无键盘的平板电脑会失败。”
大话：2010年1月，iPad推出

当下，iPad已然成为平板的代名词（就如同google是搜索的代名词一样），虽然诸多硬件厂商在借助android大举反扑，但在短期内，没有任何迹象表明，iPad的地位会受到巨大威胁。而在03年乔布斯的一番“我们不会做平板”的大话，是不是一种商业竞争上的“烟雾弹”呢？

没有人给“平板电脑”下过清晰的定义，而且，最早提出“平板电脑”这一说法的是微软。比尔盖茨曾经提出过一种利用X86架构的微PC，无需翻盖、没有键盘、小到足以放入女士手袋。也许是因为英特尔的X86架构主要是用来支持台式电脑和笔记本电脑而无法更好解决能耗问题，又也许因为微软向来把自己定义成软件业而不会轻易涉足硬件制造，它的“平板电脑”始终只是在纸面上，直到苹果的iPad大获成功之后。

事实上，从公开的信息来看，乔布斯从来没有放弃过做一个MID（英特尔发明的一个名词：Mobile Internet Devices移动互联网设备）的想法。在1983年，苹果就与青蛙设计公司就平板原型进行合作，只不过那个时候没有键盘实在有点过于惊世骇俗，故而原型上是有键盘的。而iPhone的大获成功，应该使得乔布斯更坚定了他的想法：做一款没有键盘的稍大一点的MID。

当iPad刚推出的时候，有论者声称，这就是一个不能打电话的大号的iPhone。这话其实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既然没有键盘的iPhone再加上背后的软件支持app store能够完成“重新发明手机”的任务，没有道理一个稍大一点的MID不能“重新发明电脑”。硬件的工艺可能稍有不同，但它们的商业逻辑是一样的：以app store为核心。

大多数人都只把注意力放在了苹果的硬件产品上，但其实苹果最具竞争力的是它的软件产品：iOS和App Store。App store的存在，使得苹果能够掌控所有基于iOS开发的应用（Native Apps）的分发和变现两大关键流程。多少开发者绞尽脑汁地想如何在应用商店里推广他们开发出来的应用，而他们每赚入一毛钱，自己都只能留下7分。软件业对微软的臣服，在我看来，都比不上开发者们对苹果的臣服。

硬件产品是会被淘汰的，但以app store为核心的商业逻辑是不会被轻易取代的。以至于微软如梦初醒，在windows 8中也置入了应用商店的概念。微软对软件业的控制，从来没有想像中那么强：你购入一款Photoshop的时候，和微软有什么关系？而有趣的是，软件业其实对硬件制造倒颇有影响。君不见在微软XP和Vista之间漫长的六年中，诸个计算机厂商活得有多艰难，以至于IBM把自己的笔记本业务都给卖掉了——道理无它，在没有对硬件性能要求更高的系统诞生之前，人们没有更新自己电脑的动力。所谓“安迪给你的，比尔要统统拿走”，反过来解读就是，比尔还没有拿走之前（没有新系统），英特尔的安迪要给你的，你都不要。

做不做平板无关紧要，要紧的是iOS和app store，而相对于它们，硬件只是个载体罢了。如果哪一天苹果说要造电视机甚至是要重新发明墙壁了，都不奇怪。透过iPhone的巨大成功，乔布斯很显然会意识到这样一点：没有键盘在03年或许还不能为人接受，但这不等于永远不会被人接受。

键盘其实是一种很“重”的输入设备，它能够承载大量的输入——比如我现在正在用键盘码这篇文章。触屏很难，很少有人能习惯用虚拟键盘写上个千把字的东西。配备键盘的设备，更像是一种用于完成某种工作的工具，而配备触屏的设备，则更倾向于是一种玩具。乔布斯用iPhone和iPad告诉你，所谓的人机互动，工作量的大头在机，而不是人。我们人干什么呢？无非就是东点一下，西点一下，或者开口说说话（iOS5的Siri），余下的，交给机器去办。

刚上线的电影《铁甲钢拳》其实揭示了这种趋势。在未来，用触屏来操控机器人都过于“厚重”了，我们应该改为“语音”控制，更高级一点，则是“动作”控制。

于是，最重要的两样东西已经很清楚了：如何把控软件业，如何完成对设备的输入。而至于平板不平板，还真的不过是浮云般的“烟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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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21世纪商业评论》的专栏文章，刊发于2012年第一期。这个专栏的名字叫《大佬与大话》，专门收集TMT圈子商业领袖的一些“大话”。但本专栏的目的并非是指责这些大佬说话不算话，或者是开空头支票。我们都知道，所谓此一时彼一时，时间点变了，自然计划要变。本专栏的目的就是“复盘”，来分析一下这个时间点究竟怎么变了导致大佬们的话变成了大话。

财新最近比较猛，因为它挑上了一个几乎被定局的案子：达芬奇造假案。一气发了三篇文章。它要翻的盘是当初CCTV定调的东西，故而我说它很猛。

我这个人其实一向自傲得很，不太服人。胡舒立当年率着部下出走财经，我还写过博客表示不看好。不过后来比较关注财新的文章，我有一点是蛮佩服胡舒立的：这人够得上“理想主义者”几个字。在学校教书，我发现有些学生会自诩理想主义者，我就觉得不妥。但凡理想主义者，就必须经历理想被粉碎，被妥协的时刻，但TA依然坚持。没经过这么个阶段，算什么理想主义者，只能说“有理想的人”。

元旦三天，我仔细比对了新世纪的文章和当时CCTV的节目，因为新世纪的文章，——说实话，文字不是那么容易读懂的。我得承认，在这个万事都很easy的年代，艰深阅读，我也不常干。本来我还想弄个证据链什么的，但手画了几张图之后，觉得太麻烦了，还是不搞了。我的结论是：新世纪对CCTV调子的颠覆，证据链基本完整，核心关节点在于那个所谓总经理被证明是个跑单员。把证人打垮了，基本就ok了。

财新这次是全媒体出击，网站上不断放出新的证据，深得数字媒体之妙。最新的战果是：一个中间人被他所在的媒体免职。不过，看着财新的这次目标，应该不是替达芬奇翻案。

新世纪三篇文章，总体说来，是两个目标。其一为“达芬奇有点冤枉”（请注意，是有点，不是全部都冤枉）；其二为“媒体伦理遭不当公关践踏”。后者，才是它真正的目标。这个目标的设定，事实上很聪明，因为达芬奇究竟冤枉不冤枉，其实和很多人关系不大（又有多少人是达芬奇真正的消费者呢）。但媒体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揭商业组织的短，就和很多人关系很大了。加之CCTV在网络上，口碑一直欠佳，被当成靶子，财新在起手布局上，已经占了先。

现在来说说这个媒体伦理的事。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了某投资人的话：媒体就是婊子+打手，话虽粗糙，本人表示赞同——这句话后来遭到了胡舒立的批评，我当时打算写篇比较长的东西，来详细解释我这个赞同的原因。后来事一多，就搁下了。借着这次事，愿意唠嗑唠嗑。

虽然我不是学新闻学的，但由于学了点传播学，好歹也算知道点“新闻伦理”，或者“新闻专业主义”。客观中立，是媒体放在纸面上和嘴巴上的一条铁律。但实际操作中，有几个媒体是这么玩的？

伦理这个东西，虽然和道德是有区别的，但还是属于道德这一端。当碰到利益时，伦理其实极其苍白。“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个指的是大丈夫，不是所有人。古人其实很清楚的一点是，某些道德伦理标准，不是对所有人的，而是对部分人的——孟子就是这个观点。要求所有人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那不是理想，是空想。

媒体只要靠广告、公关过活，就不可能100%恪守书本上的那些伦理道德——但我这句话不是说媒体就不要恪守了。这其实是个度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五十步笑百步其实是成立的。我的看法是，媒体伦理是一条橡皮筋，而不是一个是或否的开关。

现在来解释一下这个很触目的两个词：婊子以及打手。所谓婊子，就是媒体给商业组织发正面的东西，这里包括广告，也包括公关稿。特别是和商业类有关的媒体，要和商业组织走得近，是极正常的事，不然，你哪里来的消息源？婊子这个词比较让人不爽，但如果说“讨好”，也是成立的。蒙牛到了这个份上，还有媒体接它的广告单，我个人倒是以为，也不无不妥。蒙牛是该关门，但你不能让别人做广告的权利都剥夺了吧。（这里顺带提一个趣事。有一家媒体的记者在微博上自豪地说，俺们媒体头版这次拒绝了蒙牛的广告，我为报社此举深感欣慰。不料该媒体的一个评论员幽幽地跑出来说了一句：地方版登了。这事有趣就有趣在，其实登个蒙牛广告没啥，非要放道德伦理层面上，那你就高标准严要求自己吧，结果还不够高，不够严）。

打手——这个就比较玄妙一点。事实上，媒体掌握的是一种威慑力：我这个媒体影响力高，发一篇你负面，你就得搞危机公关。一算帐，要搞危机公关得花50万啊，算了，给你20万广告费吧。高明的媒体做的是“引而不发”的事，就是这个威慑力不会经常实际使用，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那里，商业组织不得不去“讨好”媒体。讨好到位了，媒体可以不写你正面（如果你实在太糟糕），但同样可以不写你负面（不写没啥问题吧）。故而，需要注意的是除了赞成票、否定票，还有一个弃权票呐！如何运用弃权票，才是真经。

所以，媒体和商业组织的关系，其实就是互相“讨好”的过程。哪个媒体说，我从来不讨好，这个有点空谈。且不说你的广告费没有保障，单是一个消息源，都会成问题。讨好有两种，一种是刻意的违心的讨好，一种是臭味相投的讨好，但依然都是讨好。前者一百步，后者五十步。

西方人对于权力的管理体制有一个前提：人性本私，故而我们信不过你，就搞一堆的制度来束缚你。媒体是掌握权力的（话语权、影响权），但本着言论自由的精神，又没什么太多的制度束缚，于是，我只好没什么理由去相信一个媒体不私——注意，我或许会相信胡舒立不私，故而我对财新收了达芬奇的钱这种流言嗤之以鼻，但我不能相信胡舒立之后的财新还不私。当伦理啦道德啦碰到白花花的银子的时候，媒体人私还是不私？

大喊“水要至清”不是没有意义，因为水太浑了。但水真搞至清了，就没鱼了。恪守媒介伦理这个事，喊是需要喊，不喊就太浑。但一来做不到，二来真做到了媒体就别活了。——这话有点绕，故而请读者“艰深阅读”。

理想主义者的价值就在于，TA的那份理想，会成为TA所反对的人、反对的事的一种威慑，使得事情不会做的太过。但真实现了那份理想，咳，大家都别活了。这就是一种平衡的力量。

玩光荣三国演义的人都应该知道祢衡这个人，游戏里对于祢衡的赋值是智力比较高（也就是比较而已），算是个“军师”类型的人物。在罗贯中的三国演义里，对祢衡很是同情。不过不奇怪，罗贯中把曹操弄成个大白脸，祢衡和曹做对，本着“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支持”的精神，给祢衡上点彩妆，再正常不过。

历史上的祢衡是怎么样一个人呢？必须承认的是，文笔很好。代表作《鹦鹉赋》被认为是汉末小赋的优秀之作。不过，也就仅此而已了。文章写得好，不等于真得“智力”高，或者“政治力”高。祢衡到底有无治世之才，随着江东黄祖一声令下拖去砍了，谁都不晓得了。

祢衡和孔融的关系很好（孔融对祢衡的吹捧，实在很是让人齿冷），孔融和曹操不对付。孔融是个著名写手，加之是圣人后代，编点段子恶心恶心曹操，是可以想见的。孔融和曹操不对付的真正原因和什么汉室正统啦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啦无关（别被什么赤壁电影给忽悠了）。真正原因其实是曹操对门阀很讨厌，他喜欢唯才是举。圣人后代又咋样？没实力照样不甩你。于是著名写手孔融怨恨在心，就很正常了。而以曹操用人的水平，想必孔融除了会写文章以外（其实孔融也没听说有什么真正了不得的作品），就真得乏善可陈了。

祢衡这个人，是有点后来魏晋之风之祖的味道的，一个词就形容得很好：狂狷。今天很多人都很羡慕魏晋之风，但其实那个年代黑暗透顶。且不说治国无方，被五胡乱了华，单是那种以天为被以地为床，自家客厅就是自己裤裆的风范，除了苦笑两声外，只能冠之以“行为艺术”了。这帮人不事生产，不谋国策，纯就是个“肉食者”，天天发发牢骚摆弄摆弄艺术。做了个右军将军却全然不知道是干吗的王羲之，老实讲一句，和宋徽宗没啥分别——幸好他还不是皇帝。

祢衡最出名的事就是“击鼓骂曹”，骂功一流，但除了全裸上阵外，没听说过说什么黄段子或问候人母亲之类——名士嘛，嘴上挂着人体器官就不入流了。但也就仅此而已。俗话里称这种行为叫“卖直”。孔融圣人之后，在士人群众中有些号召力，祢衡是孔融死党，自然要倚众为胜，谅你曹操也不敢把我怎么着。不过士人群众主体在北方，南方虽然有些投奔刘表混日子的高第之后，但不成气候。加之碰着个大老粗黄祖，一刀砍了你哪有什么商量余地。

祢衡这种人，也就是骂人上了得，没听说过他对于国是有什么真知灼见。今儿一些教授们，一不见他们创建了啥理论，二没听说带出什么高徒，三也不曾开辟了什么研究新领域，倒是一个个或媚左派的众，或讨右派的欢，成天拿着140个字扯扯大词，喊几句“天会亮的”，看见合自己价值观的立刻致敬，不合的就夹带着人体器官或问候人老母或想做人干爹，就算“领袖”就算“良心”了？不过祢衡尔——还不如祢衡，人一来骂人还不带脏字，二来还算有几斤骨头，当面骂执政者。哪像某些教授，被个一贯没底线的网站轻视了，就大发雷霆，连狂狷都谈不上，只能算个矫情。

今之舆论场，祢衡之辈，甚多。

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对比是：移动设备（手机）的定制机相当之繁杂，而电脑（包括笔记本）的定制机却相对少得多。几个计算机生产巨头最多在出售的电脑里默认安装少量的导向自家服务的程序包，远远谈不上是“定制机”。而信息服务商（ICP）们，更是几乎从来不涉足硬件制造销售的买卖。但在移动世界里，一切都变了。

HTC连续发布了二十多款手机（被坊间一直冠以一个很山寨的名字：G系列），这些手机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征：预装HTC Sense——中文翻译过来可以解为“界面”，但我更倾向于它是一种壳系统：在android系统上装了一个壳。这种做法在电脑行业里很少见：你见过哪个电脑厂商预装壳系统的么（windows不太可能，Linux倒的确有一定的操作性）？

类似HTC的做法并不少见，比如小米，比如三星，比如摩托罗拉。现在要找一个所谓“原生android系统”的手机，反而需要和商家做特殊说明。

一向很少涉足硬件制造领域的ICP，也小心翼翼地开始试探这个领域。比如新浪微博就委托HTC做过所谓微博手机，阿里也和天语合作搞了个阿里云手机。最新的新闻是，Facebook启动了代号为“巴菲”（Buffy）的手机制造计划（又是HTC代工，到底是代工出身的手机制造商）——而且，据说这款手机有可能是免费的。

这倒是让我想起了很多年前我说的一个冷笑话：超市里售卖的杯子免费了，代价是这个杯子上得印制广告。现在想想，这个冷笑话可能不完全是笑话，只要商家可以远程控制“杯壁”从而达到按需置换广告。想像一个可以覆盖整个电梯墙壁的框架显示屏吧——电梯，理论上真得有可能可以免费获得的。

ICP进入硬件制造领域，走的是“三方交易模式”。如果没有第三方买单，手机免费便绝不可能。传统意义上讲，三方交易模式现实商业生活中只有一种：广告。用户免费或者低价获得媒介产品，客户投放广告，媒体获取收入，皆大欢喜。不过，虽然这个世界里到处都是广告，但它可能并没有感觉中的那么发达：国际平均水平上，广告经营额占GDP的1.5%。2010年，中国广告经营额达到2340.5亿元，但光是全国网上零售总额就达到5131亿元的规模，还只占了全社会零售总额的3%。

但人们喜欢免费（或者低价）的东西，如果有第三方愿意帮自己买单，或许大多数人并不介意多看点广告。如果Facebook的手机的确受到欢迎的话，那么，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Buffy的零售总额：0，基于Buffy的广告总额：10亿美元？

随着移动互联网领域兴起，三方交易模式在继广告之后，出现了新的变化，这就是“应用商店”。应用商店拥有者、应用开发者、使用者这三方（有时候还会出现第四方：应用免费，但应用上有广告主）。应用商店本身是免费的，但商店拥有者将在每一笔使用者和开发者之间的交易中抽头，已保证这个应用商店有收入。这个收入可能会大到足以支撑应用商店的具体载体（比如Buffy手机）是免费的。

应用商店的出现，使得作为载体的产品本身有可能获得收入补贴而导致售价下降乃至免费。事实上，亏本售卖的盛大锦书以及亚马逊kindle fire走的就是这个套路——从使用者后续的付费中赚取更高的利润。理论而言，这种模式比光光售卖一个产品来得更为有效，因为后者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一锤子买卖，而它可以做到连续很多年都在创造新的收益，前提是使用者没有抛弃这个产品。更进一步的，这种模式相当适合移动设备。由于人们一直携带这移动设备四处游走，产生新的消费的可能大得多，比如等车时，候机时。我就有朋友很喜欢在那些无聊但又必须参加的会议中，用手机进行电子商务。

电脑有没有可能加入到这种模式中？随着windows8内置应用商店的出现，有可能会导致windows操作系统售价下降随之拉动电脑售价下降。在过去，使用者使用什么软件和微软全无关系，但有了应用商店之后，微软就介入了软件的交易环节，而这一步，的确存在着更新的后续市场变化。

还有什么设备会变得廉价？唔，电视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虽然在今天的具体操作层面有着各种各样的障碍和问题，但Google TV从方向上，我以为，是大致不错的。这种设备使得Google能成为人们使用电视机的入口。既然入口能产生商业价值，那么，入口所在的载体，就有足够的空间去降价，而最终消费者，从来是不会拒绝便宜二字的。

从趋势而言，两方交易模式（买方和卖方）统治我们的商业社会已经很久了。这种模式的特征所谓银货两讫的“一锤子买卖”。由于商家在把货品出售后再无手段远程控制这个货品以获取持续的更多的收入，故而售价必须能覆盖住成本和利润。数字技术这一可用于远程控制的科技不断渗透进我们生活的各方各面时，一件货品对于一个企业的收入贡献并不再仅仅存在于一个时点上。马克思所谓的“惊险一跃”将变得很漫长。

我们的商业生态，将变得越来越复杂：从两方，到三方，到四方，甚至N方。

—— 刊发于2011年《IT经理世界》12月号 ——

必须承认的一点是，我是一个有拖延症的人，而且还不轻。而就我的人脉圈来做一个不那么“科学的”推断，今天职场里的人，拖延症应该很常见。在一篇题为《有种快乐的代价叫拖延》的文章中，引经据典，从社会心理学的理论高度详细讨论了拖延症的来源，不无道理，有兴趣的人可以搜索一下来看看。

但我总以为，这篇文章似乎尚不完整。虽然我完全同意从心理层面对拖延症的分析，但我总是想再追问一步：怎么会出现这种心理的？特别是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

一个显而易见的拖延症解释是：这个事你不感兴趣——大多数职场人士应该同意这种说法。比如说老板要求在明天上班前看到你写的某推广案的proposal，但你心里真正嘀咕的是：这产品烂透了，推广个屁。在很多场合下，“缺乏兴趣”并非仅仅是借口，而是非常真实的导致拖延的因素之一。

但同时也有这种情况：这件事你本身是有兴趣的，但你依然拖延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发生在我的身上。我由于采购了太多的书，导致书架不够用了，于是我的书房里乱七八糟地堆放了很多的书，以至于连走路都成问题。我调整了一下书房的摆设，腾出了一个空间足够放下两个书架——然而，购买新书架的事被我拖了整整一个月，新书架到位后我整理书籍这个行为又拖延了一个星期。

缺乏兴趣在这个例子中是没有说服力的，我并非一个不爱书以及不爱整洁的人。在本文文头提到的那篇文章里，它引用了这样一段话：“如果你看到某作者、编辑或编剧一大早就开始在微博上乱转悠，自己刷屏，还逮啥转啥，哪有事儿哪儿到，嘴欠得要命，那就说明此人交稿子，交专栏，交本子，交版面的死限又要到了。”这个段子被很多人引为知己：：“没事儿干吗那么精准呀！”——很显然，你不能断言这些码字的人对自己的事儿一丝一毫的兴趣都欠奉。

但这个段子却点出了这样一个因素，对你正在拖延的事你不是缺乏兴趣，而是有更大的兴趣在诱惑你转移你本该聚焦的注意力（这个段子里是微博）。于是，我得出了一个小小的假设（hypothesis）：今天拖延症盛行的因素是：吸引我们注意力的事，实在太多了，以至于我们根本无法将自己的心安静下来。

这个假设有个可以争论的地方：究竟是我们静不心来故而去泡微博（或者其它什么东西），还是我们去泡微博（或者其它什么东西）所以静不心来？这对因果关系我想需要稍稍厘清一下：我认为是后者。我在这个假设中的一个推论是：这个“或者其它什么东西”之类的所谓更大兴趣都是一些easy的东西，拖延症的盛行关键在于我们越来越倾向于easy化。

我无法在这里把easy仅仅翻译成“简单”、“容易”，也许也可以用“不用太过动脑”诸如此类的词来形容。微博从来不是一个需要你做出艰难阅读并调动一切脑细胞（换而言之就是高度聚焦你的注意力）来应对的场合。其实网络上，大多数的信息都是这样：快餐式的，无需高度注意力的。

在开心网很盛行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每天上班前要去看三个笑话。他的理由是：如此可以帮助他以一个愉快的心态开始一天的工作。我曾经在一次和他的对话中让他举出三个他曾经看过的笑话也让我开心一下，他张口结舌，一个都无法说出来。这样一种情况，很难让我相信他在看笑话的时候是“高度聚焦注意力”的。

归根到底，我们试图越来越easy（轻松）。我最近写了一篇东西，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个E时代，我把这个e字解释为entertainment（娱乐）。我另外一个朋友坚决不同意我这种说法：所有的新发明都是为了娱乐。在争论良久以后，我同意entertainment有点不那么精确，但如果用easy，应该是成立的。

苹果发布iOS5操作系统时，“顺带”发布了一个名为Siri的语音工具。我以为，Siri有可能成为google（以及所有搜索引擎）最可怕的竞争对手。因为它让我们很easy——这一点，我用下面一个例子来形容：

假设我现在打算找个饭店来解决我的吃饭问题。在Siri中有可能是这样的（我只是举一个形式，Siri的真正问答可能不是这样的）：

I：“我饿了”
S：“附近有三个中餐馆，两个西餐馆，您需要中餐还是西餐”
I：“我更愿意中餐”
S：“它们分别是湘菜、鲁菜、海派餐馆，您需要哪个？”
I：“我想我还是愿意吃点辣的”
S：“那个湘菜馆的地址是：×××，距离你50米”

接着，下方出现了一个地图，标志着我现在的位置，和这个湘菜馆的位置。

在这场问答中，我们会发现，作为主体的人其实是一步一步被Siri缩小了搜索结果（本质上还是搜索）。Siri的妙处在于有时候你自己都无法一下子说出你想要什么，它通过问答得出了你“需要”的结论（需要打个引号的原因在于，这个需要其实未必是你真正的需要）。而google这类的搜索引擎，其实你能使用的前提是：你已经有了一个确切的且能描述出来的问题——而任何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知道，提出问题，本身就不是一件easy的事。

科技发明本身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为easy，但同时它正在反作用于我们：我们作为人类这个主体也在easy。这个反作用的代价就是：对于一些稍许复杂一点的事，无论我们有无兴趣，我们都开始拖延，因为我们不习惯。

与第一个拖延症引发的原因“我们主动去找easy的事”所不同的是，第二个原因，在我看来，是被动式的。的确这种情况很常见：在某件必须在数个小时后完结的事进行中，依然你会跑网上到处闲逛。但有时候也不完全是。你的确在全神贯注地工作中，但很遗憾：有一个行为横插其中，把你的注意力引开了。这个行为可能是：一条短信、一通电话、Outlook告诉你有一份新邮件、智能手机里响动了一下你有一条微博新私信。你开始去处理这个行为，好不容易聚集起来的注意力就此烟消云散：你需要一次新的启动。

我有时候总觉得，现代社会的人是很可怜的，因为拜手机所赐，他们很容易被找到。诺基亚的slogan中英文版本有一个很诡异的矛盾所在。英文是“connecting people”，中文则是“科技以人为本”。但connecting people的代价就是people will be connected anytime anywhere，怎么算是“以人为本”呢？

争议者会说：好吧，你可以关闭你的手机，这样你就无需connected了。但问题在于，关闭手机这个行为会引来一些更严重的后果，因为你的老板是这么认为的：随时connect你是理所当然的事。你如果有这个胆子再追问一句why的话，他会回答：因为你有手机啊！

似乎的确存在一些很“重要”的事需要你随时随地地被联系到。比如说乔布斯过世这件事。在这件事上我无比同情各个门户的科技频道编辑，因为乔布斯过世的时间正好是我们的法定假日（10月5日）。我可以想像在那天电波中他们的手机里都有着类似的信息：赶紧来上班，乔布斯死了。如果一个员工在微博上闲逛主动地获知了这个信息赶紧自发去上班的话，会被认为勤勉且有新闻感。这个例子告诉我们，想要切断自己的connection以使得自己能够全副精力扑在一个事情上头，其实是很困难的。

这个社会的人，有时候甚至在潜意识中存在着“被联系”的欲望。这句话的意思是：当你的手机三天不响时，你可能会有焦虑感：这个世界出了什么事？或者一种被抛弃感：我是不是快要被fire掉了？我们非常容易被打扰，但某种程度上，我们内心深处在渴望被打扰。在一场谈话中动不动就接个电话，是“忙人”的象征——也是VIP（very important person）的象征。当放下手机面带歉意地说“对不起，我事太多了”的背后，你能说一点优越感都没有吗：看，少了我就是不行！

真的，手机不是你想关就能关滴！

无论是自己去找更easy的事，还是被connect后转移注意力，拖延症的结果都是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的时间切割成碎片。为了完成这件事，最终我们的行为彻头彻脑成为了一种“目的性行为”——为完成而完成。目的性的增加，让“意义”变得越来越弱。职场人士苦哈哈地周而复始地“完成”再“完成”，却发现自己的生活越来越没意义。而幸福感，其实存在于“意义”中，而非“目的”中。

于是，我们越来越不幸福了。

——本文刊发于《全球商业经典》2011年12月号，刊载标题是《Easy至死》。写作本文，我拖延了一个月，在本blog上发布，又拖延了半个月——

《数字时代阅读报告》是我和一群同好共同创办的一份书评读物，围绕的全部是“数字经济、新媒体”类书籍。这份读物于2010年7月发出创刊首期，两月一期，时至今日，已经出到第九期。这是一份免费的作品，遵循的是CC协议：署名-保持一致-不得商用。

本读物过往都是PDF版本，主要借助新浪爱问供读者下载阅读。在herock的帮助下，本读物即将登录App Store，如果读者的iPad为iOS5，会在newsstand里出现。小小遗憾的是，由于屏幕大小的关系，可能iPhone的体验会不好。魏武挥最近在将过往的八期内容重新打包做成相应格式，第十期（今年2月发布）的时候，不出意外的话，或可在App Store中找到。在这里，我代表《数字时代阅读报告》的一众同仁，对herock表示十二万的谢意！

目前对外公开招募本读物编辑和作者。编辑的义务是：每两个月写（或者邀请到一个作者）一个书评（围绕数字经济新媒体类书籍）或进行某数字经济新媒体类书籍做节译（这里的书籍也可包括长篇的学术论文）。而作者则无需每两月，偶尔提供一篇就好——字数在千字以上，长篇大论不限。不过，作者不会象编辑那样，出现在编辑团队页中。任职编辑的，会被邀请加入一个google的group中。

我们采用圆桌式编务，没有主编总编。每个编辑可以在收集稿件时请缨成为当期责编。责编基本上只有义务：对稿子进行排版处理，没有枪毙稿件的权力。责编仅对当期读物的意识形态负责。一篇有争议性的稿子，需会同编辑们共同决定是否上刊。

如有意，可在2月15日之前将作品发送邮件至weiwuhui#gmail.com，并在邮件主题注明是希望成为编辑还是偶尔投一次稿的作者。在作品中，对自己做一个小小简短介绍。本读物是免费的，故而没有稿费，抱歉。但对稿件也不要求独家发布——这就是说，您可以自行处理您的作品。

以下是各期封面及下载地址：

第一期草创，责编魏武挥不擅设计，所以果然很“草”创。这份创刊号一共包含8篇书评,2篇外文书籍章节编译,以及一些短评和资源。下载地址：http://ishare.iask.sina.com.cn/f/8856969.html

第二期由何威责编，确定了模板，沿用至今。12篇书评,3篇编译文章,加上其他栏目内容,共约6.5万字。下载地址：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4357670.html

第三期由立早责编，14篇书评,3篇编译文章,加上其他内容,共10万字左右。自本期开始，立早着手翻译莱斯格的《Remix》——该书莱斯格采用CC协议发布，立早的翻译，我想莱斯格本人应该可以接受。下载地址：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1925135.html

第四期由胡凌责编，包括11篇书评,4篇编译文章。下载地址：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9613909.html

第五期由张昕之责编，包括 9篇书评,3篇编译,以及资源信息链接共计若干,约五万字。在本期编辑的时候，曾有外部人士愿意帮助我们商业化，经编辑们探讨，决定在“非商业性质”的道路上，持续下去。下载地址：http://ishare.iask.sina.com.cn/f/20140384.html

第六期由王喆责编，收入了14篇书评,2篇编译文章——此人是一个括号控，一篇千把字的导读用了不下十次的括号。下载地址：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9513948.html

第七期由刘阳责编，也是本读物至今唯一一次的专题类出刊——为纪念麦克卢汉诞辰100周年而做。所围绕书评，均与麦克卢汉及媒介环境学有关。收录与麦克卢汉之学术渊源相关的稿件十五篇,四篇书评、八篇论稿、两篇编译文和一篇荐书稿。并得何道宽先生此稿三篇。下载地址：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7566258.html

第八期由周弛责编，第七期纪念麦克卢汉的主意是他提议的。包括11篇书评,2篇述评和2篇编译文章和若干电子资源链接,约6万字。下载地址：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9995532.html

第九期由魏武挥责编，犯了拖延症毛病，计划11月出刊，结果拖到12月。7篇书评及1篇编译，下载地址：http://ishare.iask.sina.com.cn/f/22212775.html

再次诚邀新人加盟！

报告凡27页，有十个要点：

全球意义上，社交网络是最主要的在线行为
社交网络行为不仅超越了地区差异，也反映出地区差异
Facebook的重要性毫无夸大之处
微博客：社交网络中新兴的破坏性力量
社交网络全球化趋势明显
并非只是年轻人在使用社交网络
数字一代（15-24岁）的沟通开始社会化
社交网络广告展示份额领先，不过收入份额相应落后
下一个破坏者未定
移动设备对我们社交成瘾居功至伟

我做了一点中文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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