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 Talks–上海魏武挥的博客

在哈耶克的语境里，其实“知识分子”和“公共知识分子”差不多。在《知识分子与社会至上主义》一文中，他把知识分子称为“贩卖观念的二手商人”：随时可以对广泛的问题说点什么、写点什么，而他又能够获得习惯于在那些等着他发言的人们之先熟知新观念。他这样写道：“所有这些人可能都精通传播观念的技巧，但对于他们所传播的东西的实质内容，通常只有业余水平。”——请注意，哈耶克清醒地认识到了这样一点：他们对传播技巧的掌握远胜于他们对他们正在传播的内容的掌握。

去世于1992年的哈耶克，并没有看到数字时代的兴盛。他对于“知识分子”的定义，也并非主流的看法。他所谓的“贩卖观念的二手商人”，倒颇有些今天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意思。而对于这个人群的批判和质疑，最有力的，大概就是波斯纳和他的《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了。

究竟什么是公共知识分子，可谓众说纷纭。国内南方人物周刊在2004年评选过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名单，按照这个名单的配文，该媒体的定义应该是这样的：“他们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他们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他们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波斯纳在本书中的看法，没有那么多褒义性的“价值判断”，但就事实判断而言，其实大致差不多：“知识分子就公共问题面向社会公众写作，或者其写作对象至少比仅仅是学术人员或专业读者更为广泛”。不过，波斯纳也不无挖苦地写道：由于公共知识分子传播的是观点，而不是新闻，因此，他倾向于提出极端的主张，否则难以获得社会公众的注意。

在波斯纳看来，“公共知识分子市场已经变成任由学术专家支配了，这些专家不时冒险翻过专业领域的墙头，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战场——一个尚未学术化的战场——挥剑搏击”。而通常这种越过是失败的：“他们常常非常真诚、自信地说出一些蠢话，做出种种一再落空的预言”。

曾几何时，公共知识分子是一顶知识分子圈中的桂冠，是知识分子获得社会最广泛认同的标志。但很明显，公共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正在迅速的贬值——至少不是社会最广泛认同了。在中国，“公知”这个词兴起于本世纪初，不到十年，这个词已经不那么神圣，真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

波斯纳把这个“衰落”部分归因为知识的专门化。“专门化在拓展知识深度的同时，也导致了思想的狭隘。知识的任务被打碎了，细化成越来越小的构成部分，知识工人就如同工厂工人一样，通过集中、重复地运用狭窄范围所限定的任务，而实现精通和熟练”。术业有专攻但不知其它的学者，是很难承担起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职责的，但是，公众和媒体需要的角色，于是乎，贬值在所难免。

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以及法官，波斯纳当然不会轻言“衰落”二字，他收集了美国60年代以来546位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们的作品以及媒介对他们的提及（一般都是印刷媒介），并进行细致的研究。不过，他忽略了一个部分，那就是“网络”。如果他把自己的视线投向网络的话，那么，大概就不是“衰落”二字而是该用“堕落”二字了。

我姑且把很多人称之为“知道分子”吧，他们借用互联网，可以很轻易地获得一些“名人警句”，并通过UGC媒体（用户产生内容，比如BBS、博客、微博），再次很轻易地发布。比如说，时下对民国时代的一些美好描述。

我个人几乎看过所有谢泳先生的书，这位专门研究民国知识分子（比如储安平）的学者的确打开了我的一个视野。但如果就这些出发，就觉得民国时代四处洋溢着美好，那可就错大发了。很不幸，微博上荡漾着这种气氛，似乎一谈及民国，那就是好的。我甚是怀疑那些传播着民国段子的人，有没有至少象我这样，还算通读了一些书，我更是怀疑传播这些民国段子的人，有没有仔细考证过一些细节，毕竟这些段子里不无历史的谬误。

有必要说一说微博这个玩意儿了。事实上，波斯纳意识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媒介提供的其实不是信息产品，不是“知识”，而是一种大众文化式的符号产品。“很多时候（他们）并不想而且也没有能力理解那些复杂的社会、政治和国际问题，进而自己得出一个比较可信可靠的答案。他们需要的是把问题简单化，而不是复杂化，甚至他们只是需要一个能满足自己直觉和情绪的判断”。微博，显然是迄今为止最能满足这一点的媒介产品。

我从来不认为140个字能真正说清什么问题。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关于北京打的难（我自己就深受其苦），环球时报胡锡进认为提高出租价格可以缓解，微博女皇姚晨则认为是降低份子钱是个办法。后者的言论引发包括韩寒父亲在内的赞同。但我个人好奇的是，上海出租份子钱应该不会比北京低，为啥就不像北京那般打的难呢？我归因为北京实在太堵，导致出租效率不高。一台车一天拉十次活和一天拉二十次活，自然后者所在城市打的更容易一些：它能满足20次需求。但我不是城市规划专家，北京是不是规划得那么差，一来我说不出个一二，二来，也绝不是140个字能说明白的。即便是北京一台出租一天究竟能拉几个活，也得经过仔细考证不是。

这年头要在微博上扮演一个学富五车经常说点格言的人实在太容易了：百度一下即可。而在微博上，对社会事件不发表点自己的看法，也是无法满足众多粉丝们期待的。网络时代信息传播的几近于“同步性”，使得发表看法者很难有足够的时间去真正理解那些事件（光是了解都是不够的），微博140个字的载体又不允许TA来个长篇大论。于是，有论者所说的“传播的是价值观而不是事实”，诚如斯言。

每一起足够吸引眼球的社会事件，都有着它即便谈不上深刻但也可以说是复杂的背景。社会事件需要公众的关注，但不是仅仅喊上几句口号式的格言。而且，社会事件更需要足够深度的解读，但这一点，某种意义上很难。中国整体的舆论生态在这里就变得诡异起来：能够支持长篇大论的媒体们做不到，短小但远谈不上精干的微博却在那里充斥着情绪言论。但正如波斯纳所言，一个合格的公共知识分子在探讨社会事件时，最要不得的，就是自己的情绪。浙大的吴飞教授最近做了一个题为“微博改变中国？”的讲座，加上了一个问号以示可探讨。但在我看来，即便承认会改变，究竟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都存疑。且不论那些口号的大而化之，单是那种对持异见者便要公布他们的私人电话号码乃至咬牙切齿地要定点摘除，，实在让人齿冷。

客观上讲，微博的确是一个“公共空间”（public space），但要上升到哈贝马斯笔下的那种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指望微博自身，批量生产出一堆“公共知识分子”来 “改变中国”，痴人说梦罢了。而波斯纳的“现代公共知识分子，更可能是协同偏见，而非驱散偏见”，可以让我们冷静再冷静，警惕那些操纵“正义”、“人权”、“信仰”、“启蒙”、“爱心”诸如此类的大词制造者，这些大词在今天，就象 “革命”、“斗争”、“阶级”在过去那个年代那般本就立于不败之地。

附上几本推荐的相关书籍：

刊发于2011年最后一期《网络传播》

不得不说的，本期杂志（凡25,000字，7篇书评及1篇编译）的延期推出，主要责任在我这个责编身上。虽然我刚刚给某本杂志写了一篇主题为“拖延症”的分析文章，但我本人，无可救药地患上了拖延症——也许，拜各种社会化网络所赐，从微博到人人，从豆瓣到知乎。

貌似我们的编辑团队也传染了这种后现代社会的毛病，故而本期杂志的内容比往期少很多。不过想来，中国人即将面临着中西混杂的各种节日（圣诞、元旦、提早到来的春节），这期杂志内容的减少，或许有助于减轻读者们的负担。阿Q般地想到这里，我也就释然了。

乔姆斯基是美国非常有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以尖锐地批判美国政府和大企业而著称。出身语言学的他，对媒介控制也颇有研究，一个名闻遐迩的论断就是“五大过滤器”。本刊编辑王成军提供了一篇关于乔姆斯基著作的书评，但立场公允，并非一味赞颂乔氏。而我则就公共知识分子的话题引申到“公共知道分子”，从波斯纳的《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入手，老实交待一句，对今天中国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们，是颇带嘲弄意味的。

周弛的“缅怀《书店的灯光》”，看标题就知道是对数字技术对今天书店摧枯拉朽的打击的一种哀叹。不过正如周氏所言，这本书他却是在亚马逊网上书店买的——吊诡的事实。与周弛一般同是上海交大媒体与设计学院的研究生的李策，用很男性化的笔调向我们介绍了《互联网政治学》这本极厚的书——其实，她是一个很婉约的女孩子。而秋叶，与上次一样，毫不留情地批判了这样一本书《迷恋-如何让你和你的品牌粉丝暴增》。我与秋叶心有戚戚，在我看来，很多营销书，和组织的“成功学”是一码子事。

胡凌在比较了《代码》和《架构的生态系》之后，写下了后者的一则书评。按照胡氏的说法，这本书有着浓重的“功能主义”色彩。我一向认为互联网就是社会，而不是什么与现实社会对立或置外的一个“虚拟社会”。网络对社会起什么样功能，本书倒是不妨一读。章玉萍就《电话的社会影响》中的两章写下了她的读后感，很凑巧，这本书一看名字也是“功能主义”色彩浓重的书。微博上曾有人问过我有没有电视的社会影响之类的书。有，不过名字叫《消失的地域》，梅罗维茨作品。

最后依然是立早同学锲而不舍的翻译莱斯格的大作《Remix》。照这个进度下去，我看是可以成为一本译作的。虽然此书以CC方式授权，但莱斯格另外一本同为CC授权的《代码2》，在中国，就颇为“诡异”地出卖钱的中译本了，哈哈

奉献给读者诸君的，就是这样一期《数字时代阅读报告》。不厚，希望能帮助到打发节假日可能会有的“无聊”时间——事实上，我认为，这个可能性还很大，不是么？

通过这里，你可以获得一个PDF版本：http://ishare.iask.sina.com.cn/f/22212775.html

本期目录：

知道分子的盛行 读《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文：魏武挥
媒介控制：呓语抑或现实？读《Media Control:The Spectacular Achievements of Propaganda》 /文：黠之大者
是谁传下这行业，黄昏挂起一盏灯 缅怀《书店的灯光》/文：禾玛
互联网政治学: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 读《互联网政治学: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文：李策
无法让人迷恋的一本书 读《迷恋-如何让你和你的品牌粉丝暴增》/文：秋叶
互联网生态系统是如何形成的？读《架构的生态系——资讯环境被如何设计至今？》/文：胡凌
所有孤独都是因为电话？读《电话的社会影响》/文：立早
编译：《再混合的：对比的文化》 /译：立早    26

以下是往期下载地址：

Ø 第一期：http://ishare.iask.sina.com.cn/f/8856969.html

Ø 第二期：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4357670.html

Ø 第三期：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1925135.html

Ø 第四期：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9613909.html

Ø 第五期：http://ishare.iask.sina.com.cn/f/20140384.html

Ø 第六期：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9513948.html

Ø 第七期：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7566258.html

Ø 第八期：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9995532.html

尼葛洛庞帝在他那本名著《数字化生存》中用“奴仆”来比喻人类发明的设备。比如洗衣机有点象专门的洗衣工，汽车类似于以前的马车夫，等等。不过，尼葛洛庞帝论述的重点并非是这些设备其实和过去的“奴仆”还是有差别的，而在于这些“奴仆”们之间互相并不沟通。换而言之，这些“奴仆”并非具有人类才具有的那种“传播技能”。

不过，在过往的年代中，一个显而易见的趋势是：设备其实越来越不像那个“奴仆”。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你真得想把这些“奴仆”们如臂使指地指挥起来，你自己也需要一定的学习和知识。比如电视机这个东西，遥控器已经越做越复杂，而一线城市里广为安装的所谓数字机顶盒，还多出来一个同样复杂的遥控器。如果你还想看个碟片，对不起，你的茶几上又得多出个依然那么复杂的DVD遥控器。洗衣机、微波炉、电烤箱乃至计算机，概莫如是。至于汽车，那可是得过了一定年龄并必须加以训练持证才能指挥的“奴仆”。

但如果我们回想起那个还有奴仆的时代，就知道指挥奴仆这档子事其实是不应该需要什么训练的。对于那些贵族而言，无论是小孩还是老年人，恐怕无需教会他们去指令洗衣工洗衣服罢。踏上自家的马车，只需要和车夫说一声去哪里，余下的（如何驾驭马匹何种路径到达），是无需主人操心的。如果到了目的地，所拜访的人不在，这位车夫还会很“自动”地帮助主人打听目标对象跑去了哪里，以供主人决策是否需要继续寻访。

对于计算机而言，处理“精确”指令是很拿手的，但对于很模糊的需求却力所不能及。大多数使用搜索引擎的人都应该有这样的体会，在那个搜索框里你输入的那些字样越能精确地表达出你的需求，你获得的搜索结果就越好。事实上，能够提出问题，才是能够获得答案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奴仆和机器“奴仆“的区别，因为前者是人，TA能理解你的“模糊”指令，并在一种大家都默契的范围内去执行你的指令，并根据结果和发出指令者互动再决定下一步行为——如果这些技能为机器掌握，那便是人工智能了。

在普通老百姓面前所展开的人工智能其实不多（到底和卡斯帕罗夫对抗的深蓝计算机还是实验室里的玩意儿），但Siri的出现，已经将人工智能推到了今天世人均可应用的层面，虽然，它还远远不成熟。

Siri所寄生的那个设备（或者说介质）是一个几乎片刻不离身的移动机器。一个带有Siri（或类似应用）的手机，不是语音输入+手机那么简单，而是有可能让一种通讯工具成为使用者的“贴身奴仆”。

对于计算机的操控，永远是需要输入装置的。从古老的磁带机到昨日的键盘鼠标再到今天的触屏，输入这个环节变得越来越简单，以至于在网上会看到一堆的小孩在人手一台iPad在那里把玩——因为触屏是不需要教的。不过，可能比触屏更简单的事是：语音输入。Mary Meeker在最近的KPCB报告中说，语音输入将是一种未来，不是没有道理的。

除了贴身化、语音输入，Siri还已经略略显出了人工智能的态势。网上有大量“调戏”Siri的段子，来表明“它”（真不知道若干年后是不是还可以用这个它）颇有些人类的幽默感。但在我看来，这远远不足以表明Siri真正的实力。事实上，它能帮助人们进行模糊搜索。

假设我现在打算找个饭店来解决我的吃饭问题。在Siri中有可能是这样的（我只是举一个形式，Siri的真正问答可能不是这样的）：

I：“我饿了”
S：“附近有三个中餐馆，两个西餐馆，您需要中餐还是西餐”
I：“我更愿意中餐”
S：“它们分别是湘菜、鲁菜、海派餐馆，您需要哪个？”
I：“我想我还是愿意吃点辣的”
S：“那个湘菜馆的地址是：×××，距离你50米”
接着，下方出现了一个地图，标志着我现在的位置，和这个湘菜馆的位置。

在这场问答中，我们会发现，作为主体的人其实是一步一步被Siri缩小了搜索结果（本质上还是搜索）。Siri的妙处在于有时候你自己都无法一下子说出你想要什么，它通过问答得出了你需要的结论。从这个意义上出发，Siri这类应用（也有可能是Iris或者其它智能工具）会成为今天以google为代表的搜索引擎的颠覆者。如果配以物联网，那么这个小小的移动设备，将会成为我们众多机器奴仆中的机器管家——通过它，来指挥我们所有的数字设备：“我要看电视，弄个武打片我瞅瞅”。

在我上一篇《C时代？E时代！》的文章中，我认为未来的时代是一个Entertainment（娱乐）的时代，我的一位朋友坚持不同意我这种看法。几番争论下，我承认用泛娱乐化可能有些过于武断了。不过，E时代恐怕还是成立的，只不过这里的E被指代为Easy：让一切都变得简单。Siri式的搜索是不是比google式的搜索来得简单？

但我依然不想抹去那篇E时代文章中我所暗示的那种忧虑。是的，让一切都变得简单了，这个“一切”，是不是也包括我们自己？诚然，会有一批顶尖的精英分子动用无比尖端的科技和无比复杂的算法，设计出让我们都觉得简单可用的东西，但恐怕，大多数人，他们的自身，会越来越“简单”。

人类根本无法抗拒拥有奴仆的诱惑，多年前为了这个权利还不惜战争。机器奴仆显然和人文关怀、平等自由等无关。当这些道德考量可以放在一边的时候，我其实是相信这一点的：我们，会变得越来越简单。

—— 刊发于《IT经理世界》当期专栏 ——

这是一个所谓的C时代，C这个字母，可以代表Creative（创意）、Connect（联结）、Communication（沟通），甚至还可以代表Capital（资本）——因为似乎没有一家成功的数字公司没有接受过投资。但在我看来，这些都只是表象，这个时代，真正的核心不是C，而是E：不是指电子（Electronic），而是指Entertainment（娱乐）、Experience（体验）。所有的C，都是为E服务的。

几日前，和几个为华为做公关的人聊天，说起了华为在智能手机的努力。由于我早年在上海邮电管理局服务过，深知当年的“巨大中华”四家设备商（请注意这三个字）之不易。华为走到今天，是值得钦佩的事。但我不得不和这几位搞营销的人直言：华为在2C的业务上，最根本的形象定位需要付出极大的勇气去彻底改造的。

华为成功于设备制造和供应，但华为也受困于此。在世人眼里，华为就是一个“造东西的”，应该归属于“制造业”——这可能是一种“刻板印象”，因为华为自己的人可能会写上洋洋万言来证明华为已经转型。但凡事扛不过大家对你的看法：你就是一个制造设备的。

这会有什么悲剧性的后果呢？这注定了你必须打价格战。所谓设备制造，就是工具制造。工具这个东西，是没有多少除了“使用”之外的价值的。华为手机，彻头彻脑的是一个工具，而不是玩具。

那么，谁在造玩具？当然是苹果。

今天对于iPhone的定义，已经远远脱离了一种“通讯设备”的概念，而是更迭为“电子消费类产品”。iPhone是可以拿来“玩”的，用于“取悦”使用者的。大家都明白手里那个小玩意儿是一个手机，但恐怕对于华为手机的看法是：电话；而对于苹果手机的看法是：消费品。电话是一种工具，能达到通话目的就好，自然售价是无法抬高的。而消费品？那就难讲了。同样的布料，奢侈品就能卖出天价来，何故？为消费体验所愿意支付的成本和商品制造成本无关。

我们再来看看Google一系列在社交网络上的努力，从wave到buzz到今天的google+。我个人的看法是，Google一直有在做“工具”的感觉——没办法，搜索引擎很难做出玩具的味道来。它可能会让使用者觉得这个工具用起来挺爽，但用起来“挺酷”？sorry，大概只有geeker才会觉得“酷”。

社交战争上，Google屡败屡战，勇气可嘉。但它如果没有意识到在E时代做工具是不够的，它的google+还会失败。因为Facebook虽然不见得在具体应用上胜它多少，但人就是“好玩”！遗憾的是，有新闻表明google并不明白这点。Android之父，Google的移动业务高级副总裁Andy Rubin在批评Siri时是这么说的：

你的手机不应当是助理。手机是通讯工具。你不应当直接与手机沟通，你应当与手机另一端的人沟通。

在E时代，Experience和Entertainment其实说起来还是Entertainment。如果说所有的体验都是奔着“娱乐”“好玩”去的，这话也不算夸张。工具的消费与使用是一种理性的行为，既然是理性行为，投入产出就是需要斤斤计较的。为了一个用来打电话的设备付上个数千元？这不扯淡嘛！

人们今天对于娱乐式的消费体验的渴求从一组数据上可以看出来。摩根斯坦利在去年的一个报告中曾经列举了七种设备销量达到100万台的天数：排在第一第二位的，是WII和NDS两款游戏机：13天和15天，iPad排在第三：28天。这个东东是半个游戏机。iPhone排在第四：74天。然后才是上网本和黑莓这两个明显带有工具意味的设备。当然，垫底的iPod是个例外，它用了超过一年的时间。但如果我们把它放在音乐播放器这一类中，iPod已经表现得很不错了。

就移动设备中的app开发，来自Capital阵营的KPCB合伙人Bing Gordon曾经说过：“加入游戏元素的应用是吸引新一代用户的根本之道”。在一个调研中发现，游戏类应用的使用频率是最高的，这个结果一点都不让人意外。

E时代的根本在于人们的生活压力实在太大了。拜科学技术蓬勃发展所赐，劳动者却发现自己的劳动强度丝毫没有减弱。无数的传统意义上的人力岗位被机器所替代，劳动市场总体上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迫使人们继续努力工作。这里面一个吊诡的逻辑就是：工具看似在帮助人们更容易完成劳作，但实则让人们至少在心理层面上更加苦不堪言。于是，玩具，早已经从孩童年龄段蔓延到了成年人年龄段。

E时代是不是一个好时代？不好讲。也有学者发出“娱乐致死”的呐喊。但显而易见的事实是，E时代客观存在，且正在加剧。把这个时代看成是C时代，其实是一种工具性思维：我拿这个来联结他人、拿这个来和他人有效沟通，但联结为了什么？沟通为了什么？真得是为了解决什么至关重要不得不解决的事么？才不是！

发现消费者需求然后去满足它——对不起，这也是工具性思维。玩具不是消费者的需求，而是商业企业为了赚钱创造出来的消费者需求。试想一下在没有变形金刚的年代，哪个消费者需求调研能得出消费者需要一个可以让机器人和汽车来回变形的玩具？

这就是E时代，一切为了让人们觉得好玩，让人们觉得酷毙了，让人们为了那点消费体验不计成本乃至去卖肾也要购买的时代，也是频繁制造消费者需求的时代。商业组织根本之道，在这里。

—— 刊发于当期《IT经理世界》杂志 ——

在我们迎来了麦克卢汉一百周年之际，又送走了苹果的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麦克卢汉當然不可能见过乔布斯，而从乔布斯的言行来看，对麦克卢汉想必也很陌生。然而，时或空都没有交集的学术重镇和商界领袖之间，却出现了惊人的一致性。

“媒介即信息”又一参考个案：手机

虽然麦克卢汉有着“媒介即信息”之类的断语，但国内媒介环境学当仁不让的译介大师，深圳大学的何道宽教授坚持认为麦克卢汉不是“技术决定论者”。不过，曾经给莱文森留言否认自己是媒介决定论的麦克卢汉应该自己都会承认的是：他的确认为，技术对文明和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

手机的出现，无疑是其中之一。国内有论者甚至给手机加上了“第五媒介”的称谓（印刷、广播、电视、互联网之后）。虽然这种称谓在学术上未必能完全成立，但它所代表的那种“重要性”是确然的。

乔布斯不是手机的发明者，但正如他在07年iPhone第一代上市时所宣称的“我们将重新发明手机”，乔布斯和他的苹果，让手机这样本来仅仅是一个通讯工具的东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这张图来自美国最大的风险投资基金KPCB（凯鹏华盈）于今年1月份发布的报告，根据它的调研发现，人们今天在手机上只有32%的时间是用于所谓“传统的”功能的：打电话和发短信（图中的skype是一种通话软件，本质上也是打电话），而有9%的时间用在收发电子邮件上，12%的时间用于web式应用，47%的时间则在其它各种原来想都不会想到的功能上：地图、游戏、社交网络、各种工具，等等等等。

虽然这张图所描绘的时间分配是泛指所有手机，但很显然，几乎所有的移动互联网从业者都同意，正是因为iPhone的横空出世，才推动了整个智能手机产业的前行——从谷歌的安卓系统，到微软的WP7，甚至逼迫诺基亚放弃了自己的塞班系统。iPhone已经俨然成了“智能手机”的代名词，同时，也让手机不能再被简单地称为“移动的电话”，而真得成为了“手上的机器”——也是人们最重要的几乎片刻不离身的数码设备。

但是，苹果的辉煌，乔布斯的巨大成功，和早已故去的麦克卢汉，又有什么关系呢？

以“冷热媒介说”看手机

让我们从麦克卢汉本人受批判最为强烈的“冷热媒介说”开始吧。

麦克卢汉认为，所有需要人们高度参与才能完成信息接收的，都属于冷媒介，而相对的，无需人们花费太多额外的注意力就能完成的，则属于热媒介。按照他的说法，电视是一种冷媒介，因为电视能够提供的形象不够鲜明和清晰，看电视的人需要尽可能地去深入参与，才能重构一闪而过但又略显模糊的图像。而电影则是一种热媒介，它的图像很完整，以每秒24格画面的速度播放，使得看电影的人远比看电视的人“省力气”。

这个说法后来受到很大的抨击，因为电视作为一种设备而言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随着今天客厅电视越来越象一个“家庭影院”，抨击者认为“冷热媒介”的区分，显得十分的怪异和不合时宜。但事实上，麦克卢汉与其说是一个严谨的学者，不如说他是一个预言家（他的预言倒是有那么点十中八九的意味）。冷热媒介并不是一种结论，而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索过程。电视和电影究竟是冷还是热的，其实压根不重要。重要之处在于：如果一个媒介且属于人们惯常使用不可或缺的媒介，不需要人们深度参与，它会如何影响人类的行为从而影响社会。而一旦不可或缺的媒介需要人们深度参与了，它又将发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才是麦克卢汉及其身后的媒介环境学所关切的重点。

麦克卢汉的冷热媒介说，根本上是要引出这样四个问题，也就是他的媒介四元律：1）这个媒介使什么得到提升或强化？2）它使什么东西过时或取代了什么东西？3）它使什么过时的东西得到再现？4）它被极端挤压之后产生了什么东西或变成了什么东西？。正因为人和媒介之间的互动多寡，才会使得这个四元律变得有其意义。而当我们将智能手机放到这个四元律中，就会出现一大堆有趣的思索和探究。

在乔布斯的iPhone之前，智能手机虽然存在，但并不是一个吸引大众眼球的东西。诺基亚是智能手机的第一代王者，但这种王者是建立在本来领域就不大的基础上的。大街小巷的诺基亚手机，基本上还是以“功能手机”为主。它被人们常用的功能只有两项：通话（听说）和短信（阅读）。

功能手机显然是一种冷媒介：需要我们投入很大的注意力。这大概也是边打电话边开车是一件危险的事的缘故吧。但功能手机往后发展，有一度迈向音乐手机的趋势。因为生产商注意到这样一点：人们的随身设备似乎又需要mp3又需要手机，何不将它们合二为一呢？

音乐手机事实上让我们的参与度更高（虽然听音乐总得来说是一件参与度不高的事，即便麦克卢汉还把爵士乐分为了冷热两种），因为它需要我们动手将音乐复制进去。音乐手机使得每个人的手机或多或少有了些差别：我的手机里放着周杰伦的乐曲，而你的手机则吟唱着帕瓦罗蒂高亢的歌声。

我们现在可以这么说：智能手机是一种冷得不能再冷的媒介了，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它去再创造。这类创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有一大批人不断地为智能手机增加新的功能点，这些人被称为“应用开发者（商）”，iPhone上今天有40万种五花八门的应用。第二个部分则是大量的使用者去下载这些应用，目前苹果设备上的应用下载已经超过了百亿次的规模。

媒介发展中的两个节点

在整个媒介史的发展中，在我看来，有两个重要的节点。第一个节点是“介质和内容的分离”。无论是书本、报刊杂志，还是石碑，都是无法分离的东西。而随后出现的电视机、收音机，乃至mp3播放器、电子阅读器，都使得内容得以脱离介质而存在。所谓的“无字天书”只存在于神话中，但“无纸之书”却存在于现实中。

介质和内容的分离，使得内容的传输更有效率。想像一下，把一本书从一个上海人手中转移到北京人手中，势必要发生物体（也就是原子）的位移。而一份电子文档的传输，则是比特式的，而无需任何介质的位移。传输效率的巨大提升，伴随而来的，就是信息复制的轻而易举。

而第二个节点就是：介质和应用的分离。电视机作为一种介质，虽然里面播放的内容不同，但都是电视机。两户人家的电视机除了大小、色彩有差异外，主要功能是没有差别的。但以电脑为代表的介质和应用分离，使得两台电脑的功能都会出现显著的差异。一个程序员的电脑，显然和一个专业文字作者的电脑，是完全不同的。

介质和应用一旦分离，使得大量的数码设备成为“冷媒介”——但这个冷媒介的意思，和麦克卢汉笔下的，已经有些不同，或者说，延展了麦氏的意思。大量的开发者让媒介设备呈现出五花八门的功能，而更大量的人蜂拥而至，成为这些设备的使用者。而在这个趋势中，手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可以随身携带的一部智能手机，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手机的功用，它和3G网络一起，推动了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是对互联网一次根本性的提升和拓展。它也让社交这个古老的行为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无数人通过使用智能手机在各种SNS、微博上流连忘返，甚至业界还发明出了“弹性社交”的概念。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更加频繁，整个互联网越来越将“没有人知道你是条狗”抛弃。以iPhone和iPad为两款重要移动设备为前驱的app store（苹果应用商店）重新定义了产业界的法则，迫使wintel联盟解体。

过去有一种说法，一个人出门，必须带上手机、皮包、钥匙。但对于智能手机而言，这三样东西似乎一样就够了。智能手机和信用卡捆绑，能够起到钱包的作用，在机场用手机登机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了。而随着物联网的展开，用手机开门也不会是什么神话。一部小小的手机，已经远远超出传统意义上的“媒介”功用。它已经不再是游离在我们身外的一个配置，有时候，它就是我们自己。

行文到此，似乎充满着乐观，但我们不妨稍许停顿一下，仔细地审视一下，这样的趋势，真是有百善而无一利的么？

不要忽略麦氏論斷的警告意味

在媒介环境学的诸位大家中，从极度悲观的芒福德一翼，到极其乐观的莱文森一翼，麦克卢汉其实是位居中间（但稍稍偏于乐观）的。他的很多探索，被误解为热情洋溢的电子媒介鼓吹者，但事实上他并非如此（一个有趣的花边信息是，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告诫自己的儿子，少让自己的孙女看电视）。他的名言“媒介即信息”如雷贯耳，但同样我们需要注意到，他还说过“媒介即按摩”（media is the massage）。用按摩这一词，已经清晰地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在电子媒介的按摩中，我们必须警惕迷失我们自己。

他对冷热媒介的分析，正如前文所说，其实是一种分析媒介对社会影响的“方法论”，本身并不蕴含多少价值判断。他真正的价值判断在于“地球村”三个字。

在麦克卢汉的理论体系里，地球村指代着一种重归部落化的人类。机械量产时代所造成的面容模糊分裂切割的非部落人，需要重新向部落化回归：一个整体的人。电子媒介能够起到这个作用么？麦克卢汉并没有直接解答（正如他一贯喜欢用警句格言而不做直接判断那样）。虽然电子媒介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而非大家都在沉默地阅读着长得一样的报纸，但他自始自终是一名技术环境保护主义者。他深刻地意识到：媒介对我们的作用，远远超过信息对我们的作用，故而，我们需要象保护环境一样地去保护日益技术化的媒介。换而言之，技术，绝不可被滥用。

乔布斯和他的苹果重新发明了手机，也重新创造了程序（在苹果体系里称为应用）的生产、分发、变现的过程。用“苹果生态”这个词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那么，苹果生态，让我们重归部落化了么？

很难讲。比如，用手机上微博。这件事今天已经非常流行，我们经常可以看见，在饭店中，几个人坐下来并不是交谈或者开始吃饭，而是各自在那里发微博、看微博。我们可以用手机微博填充了我们的碎片化时间，但同时，我们也不得不遗憾地发现，也正是因为移动微博，让我们的时间变得碎片化了：动不动就想去看看微博上有什么新东西。

iPhone（同时也是所有智能手机）上都有着各种用于记事的应用，比如谷歌日历就可以和手机里的应用同步。我们先是发现这是一款很不错的让我们不会误事的应用，然后我们就又发现，一旦离开它，我们似乎便想不起今日的日程安排了。手机的随身携带性，使得我们对这种技术设备的依赖性是重的，而这种依赖，又怎么能言之凿凿地说：我们重归了部落化呢？

智能手机上更是存在着一些很暧昧的应用，比如“弹性社交”这个类别。这种应用可以让你和周围不认识的人搭讪、社交。听上去不错，可以拓展我们的人脉圈，加强我们和人类社会的联系而不是一头扎进数字海洋中不得自拔。但事实却是：LBS（基于地理位置的服务）现在被解读成另外一种LBS（location based sex）。我几乎可以断言的是，这绝不是乔布斯自己想看到的。

乔布斯有助于我们咀嚼麦克卢汉

麦克卢汉曾经说“媒介是人的延伸”，而他那位自称是“麦克卢汉不乖的孩子”尼尔波茨曼则写道，“机器曾经被认为是人的延伸，可是如今人却成了机器的延伸”。自麦克卢汉以降，一位又一位的媒介环境学学者在呼吁对“媒介这个环境”的人文关怀和保护，同时，媒介技术，也在数字英雄们的努力下，一步步地向前推进。技术的最终走向，不是技术发明者所能掌控的。技术的善恶，取决于我们人类自身的利用。从这个意义出发，媒介环境学，恰恰不是“技术决定论”。

互联网诞生之初，就有所谓的“数字鸿沟”学说。但在摩尔定律（用一个美元所能买到的电脑性能，每隔18个月翻两番。）、吉尔德定律（主干网的带宽每6个月增长一倍）、梅特卡夫原则（网络价值等于节点平方）的效用下，数字鸿沟正在慢慢弥合，越来越多的人接入了数字世界，享受信息社会给他们带来的快感。不过，我这里必须要说的是，数字鸿沟的宽度可能的确在缩小，但它的深度很有可能在增加。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技术对我们的利弊，并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我们的掌控能力。从iPod到iPhone再到iPad，乔布斯这一路走来，给我们带来了不断的惊喜，他的成功，正如他一贯念念不忘的，的确在改变着世界。然而，确切地说，他提供了我们改变世界的工具，至于这个世界，究竟如何改变，已然不取决于他。

今天，我们纪念乔布斯，不仅仅是因为他创造了一个真正意义上富可敌国的商业组织，更重要的是，他给了我们一个延伸的工具。而至于究竟是工具是我们的延伸，还是我们是工具的延伸，则需要我们更加去缅怀和反复咀嚼麦克卢汉，不仅仅是因为他那些已经成真的预言，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需要看到的是，在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他一手开创的媒介环境学学派，弥足珍贵的地方。

—— 刊发于当期《新闻记者》，小标题为魏永征教授所加 ——

乔布斯过世后，有朋友问过，怎么没见你写篇专栏聊聊？一来他退休的时候我写过一篇很长的东西，二来我现在改行写学术论文去了，哈哈

此文是我的好友王丫米小姐所写，在一个月前她传我看时我就想贴在自己的博客上，考虑到此文是媒体供稿，一直等到《上海壹周》刊发出来的今天。这篇文章很有些意思。文笔也很好，和诸君共享。

微博（以及各种移动应用和移动设备）并没有填充我们的碎片化时间，而是把我们的时间碎片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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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电视、广播、报刊等各类媒体的营养指数逐年下降，已经无法满足智商指数日渐提高的人群。此时，饭局成了挽救人类文明的重要工具。在暮色渐沉的傍晚，人们从各个写字楼里鱼贯而出，通过出租、小汽车、地铁等交通工具，汇集到灯火通明的餐厅，在一张圆桌前，兴奋的轮番输出他们的知识储备。从罗马帝国灭亡的真正原因到澳大利亚土著人的生活细节，从生物化学的未来到奢侈品采购行业内幕。每一次饭局都让参与者的内涵和知识素养得到充分的提高。饭局结束后，人们回到家里，会阅读大量书籍充电，以便在下次饭局中输出新鲜和优质的内容。

人类文明提升的速度之快，惊动了太阳系的外星生物们。为了保持宇宙的智商优越感，潜伏在地球的外星卧底迅速的发明了facebook、twitter、开心网、微博等病毒。无论是通过上传性感头像、发表观点换取关注来满足人类的虚荣心；还是利用种菜停车等小游戏增加人的虚拟成就感，目的只有一个：让人类远离饭局，永远停留在自恋和消耗时间的状态里。

当病毒在小范围内流传时，饭局上的人们浑然不觉的继续着思维碰撞和知识交换，偶尔提及自己社交网络ID和主页时，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些社交工具未来对人类文明的毁灭性打击。病毒继续扩散，饭局开始和社交工具发生关联，人们开始在饭局后通过文字或者图片在社交工具上记录和展示饭局上的收获。

没过多久，3G网络的发展打破了手机上网的速度瓶颈，各种社交工具开始被装载到手机上，方便人们随时随地登录。此时，饭局形态开始发生悄然变化。以往落座后自我介绍环节被互问ID取而代之，为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风趣幽默的自我介绍，被“我是XX，加我关注”彻底消灭，话题围绕彼此的ID经营状况随后展开，当有超过一定数量关注者的人出现，人们通常会跟他合影留念，迅速直播到自己的主页上。原本不被人注意的上菜环节，如今变成了郑重拍照留影的仪式。等饭局正式开始后，在社交网络上的见闻成了饭局的主要话题——无论是近期新闻的来龙去脉，还是意见领袖的观点、八卦，或是好玩的图片和有趣的段子，人们积极的交换着对流行热点的所见所闻，并借此产生共鸣。如果有人不识趣的开始讲一些冷门知识或者近期思考的成果，通常换来的都是一片死寂的沉默。

随后，饭局彻底变成社交病毒工具的延伸，人们争先恐后的在社交网络中展示饭局，在饭局中展示自己的社交网络。在这片巨大的秀场中，热点事件成为人们追逐和谈论的线索，即使是书籍和艺术，也只有成为热点后才能让人们有兴趣阅读和观赏。至此，饭局挽救人类文明的功能彻底丧失，外星生物的阴谋开始得逞。

幸运的是，有一些人识破诡计，组建了“拯救饭局行动队”，开始积极重建饭局生态。如果你遇到封锁了网络信号的餐厅，老板很可能就是这个组织中的一员，通过这样的方式强迫人类回归到正常沟通状态。同时他们正在秘密起草饭局公约，至于此公约是否能够顺利执行，关注《剑桥当代饭局史》续集即可，需要注意的是，此书不会在网络上发行，请到《上海壹周》编辑部购买。

已发《上海壹周》，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f0c67a0100zcdh.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