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日央视又开始狠批百度，说百度推广有大量不实广告信息，隔天又聚焦到百度贴吧上。我注意到，网上有一种说法是：央视你自己不照照自己，现在批百度，不是五十步笑百步么？（大意如此）。另外一种说法则是：央视推了一个搜索，所以要批一批百度，为自家搜索清道。这两种说法，我以为，都是很有问题的。

我基本上完整地看了央视批百度推广的那档节目，也学到了不少百度的新招术，比如这个凤巢到底和原先的百度竞价有何不同。从央视的举例来看，所谓广告排名看来主要还是和你出价有关，和网站重要度关系并不大。央视记者的暗访偷拍，也基本完整再现了百度营销人员为了接单是如何得不择手段以至于可以协同客户一起造假。央视自身有些什么毛病，不能作为帮助百度“脱罪”的借口。“你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就敢和我争论？”是典型的诡辩。

百度的推广链接的确到了“泛滥”的地步。我有一个非IT圈的朋友，曾经和我提到他最近身体不适想搜索点信息看看，起手一两页全是各种所谓医院的信息。他很疑惑：这不是广告么？我当时还笑他：你自己不仔细看看，底下有“推广”字样的，就是广告，标注“百度快照”四个字，才是真正的搜索结果。他摇了摇头，说：凭什么我要知道这个？

百度上广告那么多，我个人是以为百度基本上是审核不过来的，但我绝对不曾想到，在明知客户出具的是假资质的情况下，百度营销人员还出招看看怎么规避百度内部的审核。这倒是说明两个问题：其一百度内部还是有审核，其二营销人员有足够的招术让这种审核形同虚设。

至于为自家搜索清场，基本上属于无凭无据的“阴谋论”，而且还很可笑。以百度今天7成份额的市场地位，大量用户的搜索惯性，央视这批上一批就可以让自家搜索冒头，委实有点高看CCTV的力量了。央视这一轮狠批，会让大众未来用百度时长个心眼，会对百度的广告收入产生冲击，但要迅速短期内提升自家搜索市场，几乎没这个可能。

作为一个覆盖率极高的电视媒体，就一些公众利益的话题，跑出来批一批另外一个商业媒体，其实没什么不可接受。百度自己有错，还不许别人指出么？

至于说这一招是CCTV为了获取百度的广告费，故意震慑，要求百度进贡，如果属实，也只能说CCTV的商业运作有问题，而不能说这期节目有问题。除非百度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期节目所揭露出来的，都不是事实。

故而，我以为CCTV的节目大方向并没有错，象百度这种巨型数字公司，一般的媒体揭露根本无法撼动它。不过，细节上，还是有毛病的。

第一个毛病在于伪造法律文书，这是性质严重的法律问题。当百度营销人员要求冒充客户的央视记者出具一应证照时，记者回去仿造了几个。记者不是警察之类的执法人员，在没有得到特别许可的情况下就伪造文书，本身已经构成犯罪。你可以辩解说，除此之外，怎么能够发现营销人员配合造假呢？这自有公安之类的执法机关去调查，不是记者该做的事——而且，甚是有些钓鱼嫌疑。

第二个毛病在于对该营销人员的画面不做任何处理，这是可以讨论的伦理问题。媒体报道，主要是为了揭示真相，同时将可能形成的伤害降到最低限度。我以为，不给百度营销人员打上马赛克是不妥的，标注姓名（不知是否真实姓名）更是不妥。

这两个毛病，可以折射出央视的某些高高在顶的心理状态，颇有些行事无忌的感觉。

最后说说这个暗访偷拍。在一般情况下，都是不能被接受的，但涉及公共利益除外。英国报业投诉委员会在其《业务规则》的第十条就明令禁止，唯有为了公共利益必须报道而又并无其他方法可获得材料才可行。央视新闻评论部《新闻调查》栏目的工作手册（02年版）也提到：“对‘偷拍’我们慎之又慎，除非调查危害公共利益的重大隐情而又别无他法，且经制片人同意，否则我们决不采取任何涉嫌欺骗、侵权的拍摄方式。”

以百度今天的当量级，它的一些非法行径足以威胁公共利益，故而这个暗访偷拍，我个人以为，是可以接受的。

—— 中国新闻周刊网《虚拟@现实》专栏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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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年以前，一些负面事件，是尽可能的被遮盖。也就是“报喜不报忧”模式。后来，随着资讯的发达，这种模式已经过时。我个人注意到的一个转折点是非典。这证明压制负面信息已经不可能。麦田认为，整个宣传套路向“兴邦模式”模式转化，最典型的一个个案是汶川地震，是这个模式炉火纯青的运作的标志。换句话说，他们也在与时俱进。

我和父亲讨论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认为，兴邦模式早就有了，最好的例子是我们都学过的《六十一个阶级兄弟》。但我以为，这是一种主动的宣传，而不是被动的处理。或者还可以这么说，以前的兴邦模式手法更多的是有点“信手拈来”、“偶一为之”，现在则是有章法有程序有流水的作业。的确可以说：炉火纯青。

在本次动车事故中，兴邦模式遭遇了巨大的挑战，基本上可以说全线溃败。我个人对尽快通车的理解是：为兴邦模式做一个铺陈。在后续的报道中，可以用广大铁路人排除万难，迅速恢复通车，制造了一个奇迹，云云。但没想到的是，微博上巨大的质疑，将这条路生生的封杀。

“报喜不报忧”模式，属于挑战事实，已经雨打风吹花落去，不再有用。而“兴邦”模式，属于挑战公众智商，一次两次多难兴邦是有用的，多了，就效用下降了。从当前的资讯发达程度来看，兴邦模式很快就不能再适用了。

那么，接下来的如果还要“与时俱进”，该当如何？

我以为，接下来的模式应该是：移情模式。通俗点讲，就是转移视线。事实上，乐清事件已经可以看到一个端倪。钱村长之死其实不是该事件的重点，而整个公众视线却被转移到他究竟是被谋杀还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在关注这点时，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乐清的土地买卖，被忽略了。

最近发生的郭美美事件，随着郎咸平对郭美美的专访，这种移情发展到了高峰。我看到有大量的评论聚焦在郭家早年股市如何致富上，其实这都是细枝末节（事实上，那个测算郭太太是股神的分析，根本就是不了解那个时代的股票市场。听说过倒认购证致富的么？听说过透支打股票的么？）。郭美美本人和她的干爹有没有超过“父女”关系的关系，也是八卦娱乐。

郭美美事件的核心是什么？核心是红十字会有没有谋利行为。这件事本来郭美美就是个引子，不是本身事件的重心。郎咸平的这个专访，让郭美美和她的老妈成了事件重心，这就是移情。

挑战事实已经不可能，挑战公众智商不能每次都用，在我看来，未来的移情模式还会更多。移情模式的根本着力点在于“媚众”，迎合大众的情绪表达需求。这是我所看到的，新的与时俱进的引导方式。

故而，很多人在议论微博会不会关掉，特别是最近央视的一期节目导致让这些人紧张起来。在我看来，纯属杞人忧天。微博不可能被关，而且，对于移情的操作手法，大有裨益。还是那句话，微博根本不是一个严肃讨论深层次问题的地方，它只会对移情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故而，根本上，它是有利于这五十年来的“宣传模型”的。

总结一下：报喜不报忧 ——> 兴邦 ——> 移情。这是整个宣传模型的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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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就是一个相当精到的学术词语，它所描述的是人们创造发明某物本来为了让人们自己更好地工作生活，结果该物却成了人的主宰。在很多领域，都有异化的影子，比如宗教，比如官僚体系，当然，也包括技术。媒介环境学大师尼尔波茨曼这本《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在我看来，就是在讲技术的异化。而在一片为新媒体新技术歌功颂德的文字中，我们的确需要这样的“盛世危言”。

《1984》是一本很有名的小说，奥威尔为我们描绘了一个老大哥无处不在的未来。而赫胥黎在以《美丽新世界》告诫我们，老大哥可能是不会存在的，但人们会“娱乐至死”（波茨曼另外一本书的书名就是这个），在狂欢中灭亡而不自知。波茨曼本人是倾向于赫胥黎的说法的，而我则以为，奥威尔的预言并不见得完全会落空。我们的未来，很有可能是奥威尔+赫胥黎式的。

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

我们今天已经生活在一个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时代中，到处都是“技术”。类似“只要能发明，就把它发明出来”乃是正确的这类笛卡尔主义四处可见。但波茨曼不这么看。在《技术垄断》中，他对我们整个社会的这根支柱提出了拷问：尼采说上帝已死，那么，技术是不是在上帝已死后，成为了一种新的信仰？而这种信仰，比起信仰上帝来，又有多危险？

事实上，当我们一旦听说某项事物是建立在高科技这三个字上，我们脸上和内心深处升起的敬畏，是不是和中世纪的人们听说这是以上帝之名之后一样的崇敬呢？面对高科技，我们会不会去问值得的吗？就象中世纪的主教告诉教徒们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之后，有几个人会问：真的吗？

对于技术这样东西，波茨曼始终保持着一种审慎——嗯，他称之为谦虚——的态度。他警告我们说：“技术竞争点燃的是全面的战争，新技术的影响不可能被控制在有限的人类活动的范围内。”因为站在媒介环境学的立场上，“将毛毛虫从它栖息的环境里清除掉，你得到的不是一个单纯减去毛毛虫的环境，而是一个新的环境：你重构了生存的条件。新技术不是什么东西的增减益损，它改变一切。”

为了说明技术改变和社会改变之间的有机关系，波茨曼引用了一位荷兰社会学家的发现。当一个非洲部落引入火柴后，整个部落的通奸行为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因为这个部落的人们在进行房事前需要熄火，房事后需要重新生火而不得不向邻居去借一根已经烧着的木棍。于是性事成为了一个公开化的事件而导致通奸难以掩盖。而火柴的引入，一切，便都变了，因为人们不再需要跑隔壁邻居家借那根烧着的火棍了。

新技术的出现，所导致的结果，有时候会完全出乎发明人的意料。比如时钟这个技术。时钟的发明，本意是为了让教士更严格地去撞钟来服侍上帝。但是，商人们发现，时钟是赚钱的必备工具，因为“时间就是金钱”。时钟能够帮助他们知道时间，从而提高效率。波茨曼不无诙谐地写道：“在上帝和财神的这场终极对决中，钟表偏爱的是财神爷。”

信息技术的威胁

作者梳理了整个文明史，并提出三个阶段：工具使用文化阶段、技术统治文化阶段和技术垄断文化阶段。技术垄断文化阶段的标志是：装配线的出现（人成为机器的一部分）、猴子审判（判定真理的程序发生变化，注意，讨论的不是真理本身）以及科学管理（人听凭技艺和技术的摆布，人的价值在一定意义上低于机器时，社会就享受到最佳的服务）。在这个阶段中，我们拼命地发明创造，但为何发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退居其次。换句话说，就是“只要可以做，就值得做”。

技术垄断阶段的典型特征之一就是铺天盖地的信息。我记得Google Reader里过去曾在页面标题上有“1000+”的标识，这表明我所订阅的信息源已经有超过1000篇文章没看了。这让我产生焦虑，我会尽力地去消除这个1000+，以至于到了最后我的目的是去消除那个标识，而未必是阅读本身。今天的GR页面标题已经没有了，但在自己的分类背后还会出现我未读的数字：这个信息，是我日常会产生焦虑的原因之一。苹果的iPad里有一个app store的按钮，当iPad里的程序有新版本时，这个按钮上就会出现一个数字。我颇有几个朋友就是为了消灭这个数字而去更新，事实上，他们真需要获得新版本的程序么？

波兹曼这样评价道：“随着信息供应量增加，信息控制机制就受到很大压力。为了对付新的信息，就要增补控制机制。而控制机制本身就是技术，又反过来增加信息的供应量。”而“失去效用之后的信息就成了混乱之源，而不是秩序之源。”铺天盖地的信息本来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个世界，但最终变成了我们更加苦恼和困惑的根源。技术的异化，彰显无疑。

技术垄断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一切都可以计算。比如衡量一个人的智力，就要计算此人的智商；判断一个学生是否了解资本主义，就要看ta的论文是不是得到了A。一项政策是否得到拥护，就看看有多少百分比的支持率（“我们逐渐相信这样的说法：民意测验的结果就是人们的信念，仿佛我们的信念可以被打包装进‘我同意’和‘我不同意’的胶囊”）。计算让电脑应运而生，因为它擅长这个。我们曾经用电脑去计算，后来演变为电脑自行计算（比如语义处理分析）。电脑自行计算的结果是：“把人界定为信息处理器，把自然定义为信息处理的对象。”

于是，我们这样感慨：那些智商不高的家伙却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比如哥白尼），可见后天的努力有多重要。浑然没有意识到，智商这两个字，本身有多么得荒谬！

奥威尔的“老大哥”

数字技术带有如下特征：易复制易搜索易传输。而这些特征，并非完全是带有正面意义的。举一个曾经被美国法学者莱斯格提及过的例子。

在前数字时代，邮件基本上可视为私密。因为张三寄出一份信被李四收到后，这份信的内容只要他们愿意，的确可以做到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便再无人知晓。拆开每一个公民的信件阅读并复制，这显然没有任何操作性可言。但到了电子邮件出现后，人们在享受通讯的便利之时，也意味着每份邮件不再具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私密等级了：邮件服务器上可能存在这份邮件的备份。而数字技术的易搜索（也就是易扫描）使得一份邮件在发送过程中，能够很轻而易举地被人截获并事先看过。公权力和私人领域之间，其实已经不再象过去那般泾渭分明。按照莱斯格的说法，警察侵入个人电脑搜查一番可以悄无声息间完成，这和过去警察闯入你家中翻箱倒柜，是完全不同的。

我倒并不认为有极权主义会在技术的帮助下死灰复燃，今人的民智会阻挡它。但商业公司却可能持有老大哥式的力量。戴维科顿曾写下《当公司统治世界》一书，而数字技术所带来的全产业链公司，已经开始浮出水面。事实上，google可能比你更了解你自己。

曾经有人利用AOL的搜索引擎做过实验。他们分析一个IP连续一段日子的搜索记录，然后根据这些记录去推测这个IP背后的人所持有的社会属性乃至生活习惯。最后当他们拿去和真人比对时，出现了惊人的一致。Google今年出了一个广告片，片中不断地闪现着一个美国人的搜索记录，从“如何申请法国留学”，到“如何追上法国女孩”，再到“如何操办法国婚礼”，等等等等，google在吹嘘自己无所不能的同时，可不就提示我们这样一点：你在干什么，你想干什么，google全知道。

一个有老大哥的美丽新世界：Matrix

《Matrix》是一部系列科幻电影，上中下三本。但我从来没有把这个名为《Matrix》的三部曲看成是科幻片。很有些人认为这是一部哲学巨作，但我更倾向于把它看成是一种预言，而且，这种预言的可能性，不幸的是，还很大：人类为智能机器所统治且浑然不知。

这部机器会是谁？也许google，也许facebook。要知道，今天facebook上跑着几十万的应用，人们在facebook上已经不再需要跑到另外一个网站上就能使用到各种五花八门的服务。Facebook正在成为互联网本身。

我们当下所缺的，仅仅是VR（虚拟现实）技术的大规模普及。而这一技术并非遥不可及。席美尔在1900年出版的《货币哲学》中已经发现，物质运动与意识状态，经由生理-心理学家之手，得以联通。既然是道路是通的，那人们就一定会去走，且认为：这是对的。

这就是波茨曼痛加抨击的“唯科学主义”。技术的出现，本意是帮助我们去更好生活。然而，今天的技术发展，真的是这样么？

波茨曼引用埃及法老塔姆斯的话说：“我们的发明只不过是手段的改进，目的却未见改善”。而我则愿意这样写道：当手段上升为目的之时，一切意义，便将烟消云散。波德里亚谓之“后现代世界里不存在任何意义”，大概便根源于此吧。

—— 《网络传播》杂志供稿 ——

这篇东西是在我过去的一篇博客基础上重新扩充和润色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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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经验感觉告诉我们，微博远远比SNS火，甚至有“开心网群体大面积迁向新浪微博”的说法。但反观国外，Facebook目前的估值是Twitter的8倍有余，用户数量也有6倍左右。按照国内对国外的模仿，出现微博比SNS火，看上去有点奇怪，值得琢磨一二。

第一个理由很浅显，属于商场竞争法则，就是“谁更有钱”。国内的SNS之翘楚不过人人开心，人人的今年一季度收入按照公开信息显示，不过2000万美元出头，而国内微博，虽然并无独立上市公司，但无论是新浪腾讯，还是搜狐网易，抑或百度和139说客，哪个不是单季度收入超过1亿美元的主。特别是新浪腾讯搜狐，都是放出话来要死磕微博项目，在巨大的资本力量推动下，微博应用盖过SNS，也就不奇怪了。

但这里显然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如果这个应用不讨国人喜欢，再多的钱恐怕也无济于事。在我看来，从文化上讲，微博，比SNS更契合中国人的心性。

微博虽然更倾向于一种媒介性质，但也有社交网络的基因，SNS自更不用说。而中国人的网上社交的特征之一是：线下关系线上化。一般人在社交网络上的与他人连接，很多都是现实社会中的熟人。这一点在大学生中特别明显——有太多的大学生用QQ和同屋那位就坐在ta身后的人网上聊天——而这就意味着，一旦生活圈子发生改变，原来惯用的SNS就会逐渐疏远。

以人人为例，它的主要用户群体是大学生。这些人在学校使用人人频频，但一旦毕业工作，生活圈子发生重大改变之后，便渐渐离开人人。人人这个网站也真是可怜，辛辛苦苦培育了一大堆用户接触了社交网络，待到这些用户开始自己赚钱之后，反而离平台而去。

有论者说，微博是一种“仰望文化”，也就是很多人关注的人是自己都承认自己需要仰望一下的。在微博中，学生群体的这种仰望式关注，并不会导致他们毕业后离开这个平台。可以这么说，相对于人人网而言，微博更接近真实社会。

而至于开心网，则是靠游戏快速上升起来的。一旦继偷菜抢车位那股热乎劲过去之后，白领们厌倦了开心，也是情理之中。故而与其说开心是一个社交网络，不如说是一个社交游戏。游戏这个东西，产品研发一旦跟不上，就会后继乏力。

但这点原因还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在我看来，是微博符合中国人“他者文化”精义的。

按照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次结构》一书中的说法，中国人对自己的评价来源于他人的评价，行为规范也来源于他人的要求。比如一个中国人独自出国，可能会恪守一些所谓礼仪：不乱吐痰，不大声说话。但如果一群中国人出国，由于身边的人对这些行为见怪不怪不会太过苛责，该国人也会变得随意起来。同样一个人，就因为身边的人不同，行为处事会大相径庭。

微博和SNS，前者更能够让中国人感受到他者的存在。一般人对自己微博界面最关注的地方，未必是那一堆别人说的话，而是右上角“×条新评论、×个新粉丝、×条微博提到我”。这个小小的区间吸引了巨大的注意力（不过明星例外，想必拥有700万粉丝的姚晨要关注这三个数字，会晕过去的）。这三个数字都是他者对自己的某种评价——与其说中国人虚荣心重，不如说中国人更在意周遭他人的看法。从这点出发，一些用户去购买僵尸粉，以显示自己广受欢迎，也是有文化背景的。

而SNS这块相对很弱。人人网直到今年头上，才推出类似“@人”的功能。在人人页面上，我和张三讨论李四如何如何，即便想让李四知道都大费周折。李四自己也搜不到他人对TA的评价（微博搜自己用户名即可）。SNS网站走的是个人全方位展示的路径。但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中国人整体上是一个内敛的民族——这并不是说中国人不喜欢成名成家，而是中国人不喜欢通过高调宣传自己成名成家。

故而，从文化根源上讲，SNS并不符合国人的深层意识，这一脉，可能从商业角度出发能够存活，但很难有大发展，除非进行符合中国人文化的大幅改造。这也就是我过去一篇文章所提到的，门户时代搜索时代，国人尽可以拷贝国外的网站，但社交网络，几乎行不通。

（注：本文提到的SNS，取的是最狭义的概念，Social Network Sites，即类Facebook网站。而所提到的微博，则是中国化的微博，并非twitter。Twitter虽然是中国诸微博的效仿对象，但其实运作机理已经很不相同。）

—— 刊发于《21世纪经济报道》当期专栏 ——

本文没有涉及到垂直类SNS，相对来说，我更看好垂直社区，可以参见我过去一篇文章：基于知识链结构的社交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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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拒绝了google爬虫对它的索引，这个可能是基于商业竞争的考虑也带来了一定的隐私信息保护。在人人网上，你可以设置你的个人主页非好友不可见，似乎将所有的陌生人都挡在了门外。但隐私问题，远非一个开关那么简单。一个人的自我信息，并非是统统可见和统统不可见这两种状态的。

在药家鑫案子中，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师妹”插曲，这位后来被学校否认并非本校学生的所谓师妹，在某个社交网站中，写下了力挺药家鑫的片言只语，一经传出，掀起舆论大哗，并直接上升到高等教育问题的性质。

类似的事情，在几个月前也发生过。复旦某个登山队在登山事故后，一位警察救援中不幸牺牲。几个队员在社交网络上交换看法，这些看上去有点“冷血”的看法被截图流传出，引发网上一堆的道德批判。

这两件事本身的价值判断并非我想讨论的重点，但这类事引发出来的一个话题就是：人们在社交网络上和自己的朋友的谈论，属于什么性质的言论？是公开言论呢，还是私密言论？

事实上，人们对自身隐私的处理，其实是很复杂的。人们的确存在完全可以公开化的个人信息，也存在完全不可公开化的信息，但更多的信息是：人们愿意让张三知道，而未必愿意让李四知道；或者是愿意让宿舍同屋的人知道，而不愿意让自己的父母知道。在旧有的传统媒体格局下，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河水不犯井水。由于时间和空间上存在一定的障碍（比如你在北京的同屋同学和你在上海的父母之间，几乎不存在交集），人们私下某个圈子里所说的话，很难进入到其人所在的另外圈子，更遑论所谓的公共领域。而私下里说的话，背后带有很多的情境，也没有那么多道德高尚感，可一旦放到公众的聚光灯下，便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

更进一步的是，在传统的人际交流中，人们主要通过口语进行。这是一个很难还原的传播信息，除非一方抱有特殊目的进行录音。但在网络上的人际交流，一个截图软件就可以将人际传播的信息复制下来。特别是在社交网络中，很多人际交流的情境其实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私密。传播者想当然地以为我只是说给某个特定对象听，但很可能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也有可能是旁观者），几秒钟之内，就给你“有图有真相”地传了出去，再往下，就有可能是给传播者带来无尽的烦恼。

社交网络的兴起，的确给公私两个原来还略显泾渭分明的领域间带来了一个含糊不清的地带，而且这个地带还不小。要求每一个人在社交网络上的表现都必须符合社会公认的伦理规范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而且也没有必要，如是只会培养出整整一代的虚伪者。但给用户在社交网络使用中大量设置开关（主要是一对多的交谈，一对一还容易解决）：比如你准备和张三开始说话，设定为只可让李四可见，而和王五说话，又设定为只可让赵六可见，技术上是可操作的，但使用上是极其繁琐的。更重要的是，使用者不见得有这个意识需要保密。但如果这个意识被广泛接受和树立，这个社交网络，也变得十分之诡异：每个人是偷偷摸摸的。

于是，言论的自我审查变得越来越普及，原来只涉及到一批公众人物，比如明星名人，但随着微博兴起，公众人物的定义也变得十分含混。越来越多的V字认证用户——即使此人按过去标准无论如何不算什么公众人物——开始言论自我审查。一句漫不经心以为是和自己朋友私下里说说的话所引发的后果，套用个网络俗语，万万伤不起啊！

人们对自己私隐的开放程度，意识中是建立在某个特定对象或群体上的。但在网络上，就变得很难操作。而这种特定对象，不是什么建立一个朋友组、好友群就可以简单解决的，因为这个特定对象圈子随着每句话的变动而在变动。一直到今天，看不出有什么很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于是乎在网络上，要么你谨言慎行，要么，就会看到一句不慎重的话所引来的口水大战层出不穷。

—— 刊发于《21世纪经济报道》当期专栏 ——

本文的写作灵感来自于复旦的一名烟酒僧Apiko，他在微博上和我聊到了药案的另外一个角度，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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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们养成了在境外赚钱境内消费的习惯。早期有侨汇券、外汇券，那些有海外关系的人也是最早富起来的一群；以后有亲属在外的则直接寄来外汇到华侨商店买进口货。去年末，有深圳居民到香港打酱油已经引起了极大轰动，然而，今年春节期间，笔者偕同家人到美国走了一圈，却由衷感叹，我们真应该在中国赚钱，到美国消费！

在美国，很多东西便宜得令人难以置信！笔者虽是女人，但早已过了疯狂购物的年龄，以往每每出去，买回来的东西当时看看不错，之后则束之高阁，因此这次下定决心不买、少买，旅行社安排一次在洛杉矶附近的奥特莱斯购物三小时，我还直嘀咕怕是导游想拿回扣，心想上海也有奥特莱斯啊，谁知二者根本不是一回事。例如，一只Coach包，淮海路上最便宜的也要买到3000多元，笔者买了一只，款式还蛮新的，加税价才120美元；一只CK（Calvin Klein）小包，国内约1000元，那边21美元；一件CK男皮装，国内少说3000-4000元，那边120美元；一杯哈根达斯冰淇淋1美金，一件挺漂亮的女夏装5.99美元，一条相当不错的牛仔裤12.99美元，化妆品、手表之类就更不用说了，笔者粗略算了一下，大概只有中国购买价的1/4到1/5。就算是Made in China，很多在China根本买不到（好东西都出口到国外去了），即使买到了价钱也贵得多。以至于像我这样最讨厌旅游购物的，也觉得这三小时物有所值，时间还不够用。

在美国买东西为什么这么便宜？关键还在税收。在中国，一件进口商品，先要征关税（税率最高可达100%以上），征了关税再以加税价为税基，统一征收17%的增值税，烟酒、化妆品以及大部分名牌商品还要征很高的消费税，此外还有流通环节各种明的、暗的费用，这一连串税费加在一起，价格怎不翻上几倍？至于出口商品，老外本来压价极低，把关又极严，出去的多是好东西，国家还有出口退税，在国内买100元的，退20元税，就只有80元了，例如，茅台酒国内已买到1100多元一瓶，国外折合人民币不过600-700元。

国税总局日前公布的“2010年税收收入增长的结构性分析”就是最好的说明。去年，全国共完成税收收入73202亿元，增速为23%，其中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和关税，是大税种中增速最快的，增幅分别高达35.7%和36.6%。去年全年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10487.46亿元，关税2027.45亿元，合计12515亿元，是除国内增值税（21092亿元），企业所得税（12843亿元）之外的第三大税种。而去年一般贸易进口额为7679.8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0800亿元），5.08亿的进口商品要缴1.25亿的税，算下来税率达25%。另一方面，去年国家出口退税7327亿元，一进一出，我们中国人缴纳的1.25亿元进口税收，倒有一大半补贴给老外了。

做个美国人真是幸福，他们赚得多，买东西却那么便宜，怪不得他们不愿储蓄、宁愿透支也要血拼。血拼过头了怎么办？由全世界人民买单。现在美国50个州有10个州的州政府入不敷出，已濒临破产，包括世界闻名的加州、夏威夷州等，如夏威夷州只有120多万人口，缴上来的税收实在不足以维持本州青少年几近免费的教育费用，以及相当不错的福利待遇。入不敷出濒临破产怎么办？向联邦政府申请补助啊，记住，这可是补助，不要归还的（当然得有一定条件和约束），不是希腊那样向欧盟借款。联邦政府的补助款又从何而来？发国债啊，谁买？中国是第一个冤大头！这就是美国，富足的美国人正是借助包括中国在内的穷人的补助牛起来的。是的，以GDP总值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人均不足4000美元，而人家老美人均已超过4万美元。最近有消息说，奥巴马向国会提交了总额3.7万亿美元的下一财年预算案，中国财长谢旭人说，2011年财政预算为88910亿元，加上9000亿元赤字，财政支出97910亿元（折合1.48万亿美元），人均收入不足美国1/10的中国，财政支出相当于美国的40%（1.48万亿/3.7万亿），还不包括各种预算外收入和预算外支出。中国老百姓的税负还不够重，所谓经济转型，结构调整，拉动内需又从何着手，由谁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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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和我对微博是否适合讨论的观点有关。我并不是说，微博不适合讨论，但我也不认为，微博很适合讨论。关键的问题在于：要讨论什么？

大体上，我把一般人进行讨论的问题分为三种。我的结论可以放在这里：前两种问题适合微博讨论，后一种，不适合，而且不是一般得不适合。

第一种属于简单事实问题。这里可以配备一句中国语境下的俗语：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雪亮就是雪亮在一个简单的事实上，比如曾经在微博上盛传的“金庸死了”，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实问题，微博在这种问题上的表现极佳：它有惊人的纠错能力。故而，想要在微博上传一个与简单事实不符的谣言，是非常困难的。

在这种时候的讨论，群体的智商是很高的。虽然中国古代有所谓“指鹿为马”，但在民智较开的今天，你真的想指鹿为马，是相当困难的。

第二种属于所谓的Eureka式问题，中文可以翻译为“找到了！”式的问题，在很多时候，可以视为“脑筋急转弯”式的题目。同样，也可以配备一句中国俗语：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这类问题，在微博上也有很出色的表现。曾经有人出过一些类似的题目，在我的视野中，这些问题被找到正确答案的时间一般不会超过半天。

再一次，群体的智商又一次显示出了高明的地方。可以这么说，在上述两种类型的讨论中，群体智商，等于这群人中智商最高者。

最后一种，在我看来，其实相当不适合微博来讨论，一般这类问题属于理念性问题，它没有简单的事实，也不存在什么精妙的有正确答案的解决方案。这类问题还有个特征，它对参与者的个人理解以及世界观要求很高，换句话说，很多时候，很多所谓的理念讨论，在我的眼里，就是一场“鸡同鸭讲”。

讨论app store和android market谁更赚钱，是很容易讨论的，因为它极其客观的数字摆在哪里。但你要讨论哪种模式更有前途，那是理念问题，扯上个三天三夜都未必有结果。如果大家长篇大论写点文章来讨论这个，或许能给对方一些启发，即使未必能说服对方。但对于微博这种短小的文体，搞到最后，也就只剩下口号了。

微博还有一个很不好的特点，这和它的版式有关。在BBS里，我们会注意到，如果你想跟帖说点什么，这个输入框在一堆评论之下；但在微博里，输入框在评论之上。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很多参与讨论者并不看前面的诸多评论。主贴写者限于字数关系，本来就不可能把理念之类的东西写得很明白，如果再不看ta和其他人的讨论以及发挥，后继者匆匆忙忙地跟上一句，经常其实是在重复话题，主贴写者大概也只好再重复一遍了。

我并不是在说讨论的无必要性，讨论的目的有时候未必见得是要说服对方。但微博这种短小的体例并不是最好的载体。而作为一个职业博客写作者，我个人还是更倾向于博客（或者BBS、SNS中的所谓日志）这类可以用来阐述一些稍微复杂一点问题的网络创作格式。微博作为一个单独网络服务形式的力量，在讨论协商领域中，是完全不够的。

故而，微博对我而言，更像是一个信息的引子，比如一些带链接的微博。微博的力量在于传播而不是仅仅那140个字。什么今天这个时代，140个字就足以说明问题之类的话语，本身，不过是一句口号罢了。

—— 网易科技《数字与人》专栏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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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八股文，就是要求文章有一定的格式。八股文说到底是一种竞争性考试，如果没有一定的格式，评分就会很麻烦。张三大人觉得你的文章好，李四大人未必觉着好。如果张三大人名气比李四大人响，公认更加有功力，那也就罢了。但如果张李大人半斤八两怎么办？写文章和评判文章本来就是个很主观性的活，如果再没点规矩，那可就真没方圆了。

有人说八股格式味道太强，扼杀多少多少创新，这种言论其实很有问题。唐诗宋词，哪个不讲究格律？不照样传下来多少奇妙篇章。可见，至少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八股格式，并不见得会扼杀创新。

八股的问题不在于八股本身，而在于命题。在四书五经里寻章摘句，还有一大把需要的避讳，故而题目本身就是僵化的，自然做不出好文章来。批八股，在我看来，是批错了的。

今天学术界也有八股。正儿八经要写篇论文，得遵循一定的格式。而这个格式，我以为，是颇有道理的。

起手先要写“研究缘起”，也就是要写明白，你为何要搞这个研究。这就是研究的目的性。目的交代不清，整个研究就缺乏“合法性”，整一篇几万字的论文，你到底为了啥？你不能在上面大书：我就是为评职称吧！

然后是“文献回顾”，文献回顾又被称为“合法的抄书”，它的基本理念是这样的：你得找找前人的东西，看看人家关于你所感兴趣的研究对象是怎么说的。文献回顾是为了避免你搞了几万字的东西，结果早就有人说过了。这不符合搞研究要创新的目的。但是，任何研究，也不能凭空冒出来，你得站在巨人肩膀上，知识本身是有一个传承的。

等你文献回顾完了，你发现有那么几个问题，你回顾了半天，没有人提及。看来这是一块处女地，值得去捣鼓一下，这就是“研究问题”，罗列你的研究问题：你究竟想做什么研究？有了文献回顾在前头，你这个研究问题就比较有独创性了。

问题做好了以后，要做方法了。你是打算蒸呢还是炒呢？方法论很重要，对于学术而言，有时候结果倒没有方法来得重要：因为有可能你结果是蒙的。对于不同的问题，有不同的方法。有个学生曾经问过我，什么时候用调研（survey），什么时候用访谈（interview），我说了一句：事实判断用调研，价值判断用访谈。不算严格的区分，但大致上是成立的。

前面这些其实全是“八股”，但都是必要的铺垫。没有这些东西，没头没脑地就开始写学术文章，是有问题的。浙大的李红涛老师在微博上这么说：

今天上午帮一位研究生修改申请香港的research proposal。想起我们读博士的时候，被殴或者殴别人时常常抛出的三个问题：第一，你的研究问题是啥(what is your research question)？第二，有啥新东西(anything new)？第三，又咋着呢(so what)？

铺垫做好了，这三个问题就很容易回答。铺垫没做好，文章写得再灿烂也没用。因为这三个问题，是研究的本质问题。

不过，这么搞研究，的确很累。所以，我很少写学术论文，自知不能胡乱造次。但如果你真要搞点研究，一定的学术规范是必须的。八股也好，规范也好，本身自有其道理所在。不要写得让人批评了，要埋怨格式禁锢了自己。人要明白的一点是：别把自己当不世出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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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是这位主持人今天的微博，点击后可看大图。抛开一些修饰的词，这件事大致就应该是这样的：

李小萌进了头等舱—>自己的位置被某男人的大衣占了（经网友指正，是被该男人占了，不是大衣）——>李小萌请空乘交涉未果——>李小萌未用语言直接交涉——>该男士问“想靠窗还是怎么着？”——>李小萌允许了该男士继续占用该座位——>最后发现此男为某省长。

这条微博的核心关键词是：喏喏、傲慢。空乘喏喏，看来确有其事，至少没帮我们的主持人去和省长交涉。但省长傲慢，恐怕是主持人一家之言。什么叫傲慢呢？究竟是这位男士真的傲慢？还是李小萌觉得他对她是傲慢的？

这个事儿很不好说，我们只好用常理去推。

中国的官儿（其实也包括国外的），小官傲慢是常见现象，但大官很多并不傲慢（至少面上功夫是可以的）。先不论他的能力如何，性格如何，但能克制通常都会克制。做到一定级别的官，也就意味着官场混了很多年，这点养气功夫还没有，还做什么高官？

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高官有傲慢之态，但一般都是对着已知对象。很大的一种可能是，机舱里的这位高官并不认识李大主持人，在不认识的情况下，我们的省长先生应该不会太过傲慢：你想啊，一个美女进了头等舱，我不得不留个心眼，万一她和谁谁谁有些关系呢？宦海还真得就深似海，这些官儿们，能不明白这个？

这个事儿在我看来是，我们的主持人自己有点挂不住，或者说小题大做了。对于陌生人，很多人并不会笑脸相迎，很冷淡地看你一眼，人之常情。这个事儿最大的point就是：身为省部级高官，居然没认出我们的CCTV大主持人来，而且还是一大美女主持人。

当别人冷眼相对时，李小萌就解读为“傲慢”，咳，我还真不知道，到底是谁更傲慢一些？

要是我再丫丫叉叉说开去的话，央视一级的主持人，嘿嘿……了解一点电视圈的人都知道，这个位置，该怎么坐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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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一部商业片的上乘之作：这话的意思就是，它很好看，但它没太多可以咀嚼的地方。

这部片子唯一可以琢磨琢磨的，就是在最后：九筒大哥骑着个马煽动群众去攻打黄家大院。一帮精赤着上身的“群众”先是拿了钱，后是拿了枪，但还是不出力。九筒大哥放了一夜的空枪，天明一刀砍下了一个无辜者戏子替身的脑袋，欺骗群众说革命已经成功，于是——革命，就真成功了！

这是一个有点意思的象征。不过，也就仅此而已。关于乌合之众、群氓、狂热分子之类的讨论太多太滥，已经完全引不起我的兴趣。

现在来说说《赵氏孤儿》。

这部片子很不好看，我的硕士毕业报告写的是陈凯歌的《无极》，我当年看了不下二十遍的无极，故而，赵氏孤儿，我总隐约能感觉出《无极》的影子：陈凯歌又在说教了。

其实这部片子是可以咀嚼一番的。如果把历史上的赵氏孤儿看成一个已经结构了的文本的话，陈凯歌这次打算解构一下。一如当年的《馒头》重新演绎《无极》，哈哈！

过往那个所谓历史版本，宣传的是一种“忠义”的精神。赵盾一家是忠臣，屠岸贾是奸贼小人。后者怂恿了昏君，杀光了赵氏一门忠烈，独独漏了一个小儿。程婴公孙杵臼两门客，后者献出前者的儿子伪装成赵家后代，前者假装告密导致公孙及自己的儿子被杀。若干年后，贤君上台，会同大夫韩厥及赵氏孤儿（赵武），杀了小人屠岸贾，匡扶了正义。事后，程婴自尽于公孙墓前。

在这么个故事里，有个大前提需要指出：赵忠屠奸，程婴公孙的忠义，一来是对好人的忠，二来也是作为门客应该持有的义。前者为大忠，后者为大义，十分统一，十分和谐。故而这个故事能够流传数千年，不仅在庙堂，在民间，同样喜闻乐见。

陈凯歌偏偏要解构一下。在《赵氏孤儿》电影中，赵家是有些嚣张的，特别是赵盾的扮演者：鲍国安，这可是演曹操演得出神入化的。陈凯歌谁都不找，找了个善演曹操的来演赵盾，说他有那种暗喻赵盾和曹操没啥两样，不算过分吧？

屠岸贾杀了赵家，又杀了昏君（片中那个国君一看就是个昏庸的主），干吗不可以理解为伊尹霍光之辈呢？而且这个人不滥杀无辜，只杀政敌和政敌相关的人——真正大奸大恶之人，把两个孩童都杀了便是，何苦在那里琢磨到底哪个是赵氏孤儿。国君相国都杀了，多杀个小儿，晚上一样睡得着。

于是赵忠屠奸这个大前提有点晃晃悠悠了。接下来，程婴救赵氏孤儿，很明显有形势所迫之意。打一开始，程氏要救的是自己儿子而不是赵家的。我甚至可以认为，阴差阳错中，程氏献出了自己的儿子救下了赵家的。而至于韩厥，那是被砍了一刀破了相造成的。程韩二人，心心念念的是为自己复仇，从来没见过他们谈过什么为民众除害，为国家匡扶正义之类的言辞。可见小人物的伟大不是生来就伟大的，是被逼着伟大的——这很有些后现代主义的味道了，不宏大叙事，而是着力于刻画小人物的真实情感。

至于赵孤，就更有些纠结了。他有三个老爸，一个是对自己打小就很严格的养父（他以为是亲爹），一个是对自己慈爱有加的干爹（这个干爹在知道他是赵孤的时候还会回去救他），再有一个，就是从来没见过只不过血缘上有那么点关系的生父。陈凯歌在这部片子中最大的败笔就在于这个赵孤的转化。他怎么就拿起剑来要干掉昨儿还拼命要救的干爹屠岸贾呢？

网上有评论说，一开始赵氏孤儿的编剧高璇与任宝茹决定是这么写下去的：赵孤于情无法下手，于理不得不持剑而上，在最后一刻比拼时手软，程婴为护赵孤而死。这个脉络就很清晰了，可惜陈凯歌不用，非要让赵孤快意恩仇。陈氏在思想和商业上的摇摆，可见一斑。本想弄出个后现代主义大作，但可惜，说到底，陈凯歌还是《无极》那个毛病：不会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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