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C连续发布了二十多款手机（被坊间一直冠以一个很山寨的名字：G系列），这些手机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征：预装HTC Sense——中文翻译过来可以解为“界面”，但我更倾向于它是一种壳系统：在android系统上装了一个壳。这种做法在电脑行业里很少见：你见过哪个电脑厂商预装壳系统的么（windows不太可能，Linux倒的确有一定的操作性）？

类似HTC的做法并不少见，比如小米，比如三星，比如摩托罗拉。现在要找一个所谓“原生android系统”的手机，反而需要和商家做特殊说明。

一向很少涉足硬件制造领域的ICP，也小心翼翼地开始试探这个领域。比如新浪微博就委托HTC做过所谓微博手机，阿里也和天语合作搞了个阿里云手机。最新的新闻是，Facebook启动了代号为“巴菲”（Buffy）的手机制造计划（又是HTC代工，到底是代工出身的手机制造商）——而且，据说这款手机有可能是免费的。

这倒是让我想起了很多年前我说的一个冷笑话：超市里售卖的杯子免费了，代价是这个杯子上得印制广告。现在想想，这个冷笑话可能不完全是笑话，只要商家可以远程控制“杯壁”从而达到按需置换广告。想像一个可以覆盖整个电梯墙壁的框架显示屏吧——电梯，理论上真得有可能可以免费获得的。

ICP进入硬件制造领域，走的是“三方交易模式”。如果没有第三方买单，手机免费便绝不可能。传统意义上讲，三方交易模式现实商业生活中只有一种：广告。用户免费或者低价获得媒介产品，客户投放广告，媒体获取收入，皆大欢喜。不过，虽然这个世界里到处都是广告，但它可能并没有感觉中的那么发达：国际平均水平上，广告经营额占GDP的1.5%。2010年，中国广告经营额达到2340.5亿元，但光是全国网上零售总额就达到5131亿元的规模，还只占了全社会零售总额的3%。

但人们喜欢免费（或者低价）的东西，如果有第三方愿意帮自己买单，或许大多数人并不介意多看点广告。如果Facebook的手机的确受到欢迎的话，那么，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Buffy的零售总额：0，基于Buffy的广告总额：10亿美元？

随着移动互联网领域兴起，三方交易模式在继广告之后，出现了新的变化，这就是“应用商店”。应用商店拥有者、应用开发者、使用者这三方（有时候还会出现第四方：应用免费，但应用上有广告主）。应用商店本身是免费的，但商店拥有者将在每一笔使用者和开发者之间的交易中抽头，已保证这个应用商店有收入。这个收入可能会大到足以支撑应用商店的具体载体（比如Buffy手机）是免费的。

应用商店的出现，使得作为载体的产品本身有可能获得收入补贴而导致售价下降乃至免费。事实上，亏本售卖的盛大锦书以及亚马逊kindle fire走的就是这个套路——从使用者后续的付费中赚取更高的利润。理论而言，这种模式比光光售卖一个产品来得更为有效，因为后者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一锤子买卖，而它可以做到连续很多年都在创造新的收益，前提是使用者没有抛弃这个产品。更进一步的，这种模式相当适合移动设备。由于人们一直携带这移动设备四处游走，产生新的消费的可能大得多，比如等车时，候机时。我就有朋友很喜欢在那些无聊但又必须参加的会议中，用手机进行电子商务。

电脑有没有可能加入到这种模式中？随着windows8内置应用商店的出现，有可能会导致windows操作系统售价下降随之拉动电脑售价下降。在过去，使用者使用什么软件和微软全无关系，但有了应用商店之后，微软就介入了软件的交易环节，而这一步，的确存在着更新的后续市场变化。

还有什么设备会变得廉价？唔，电视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虽然在今天的具体操作层面有着各种各样的障碍和问题，但Google TV从方向上，我以为，是大致不错的。这种设备使得Google能成为人们使用电视机的入口。既然入口能产生商业价值，那么，入口所在的载体，就有足够的空间去降价，而最终消费者，从来是不会拒绝便宜二字的。

从趋势而言，两方交易模式（买方和卖方）统治我们的商业社会已经很久了。这种模式的特征所谓银货两讫的“一锤子买卖”。由于商家在把货品出售后再无手段远程控制这个货品以获取持续的更多的收入，故而售价必须能覆盖住成本和利润。数字技术这一可用于远程控制的科技不断渗透进我们生活的各方各面时，一件货品对于一个企业的收入贡献并不再仅仅存在于一个时点上。马克思所谓的“惊险一跃”将变得很漫长。

我们的商业生态，将变得越来越复杂：从两方，到三方，到四方，甚至N方。

—— 刊发于2011年《IT经理世界》12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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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总以为，这篇文章似乎尚不完整。虽然我完全同意从心理层面对拖延症的分析，但我总是想再追问一步：怎么会出现这种心理的？特别是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

一个显而易见的拖延症解释是：这个事你不感兴趣——大多数职场人士应该同意这种说法。比如说老板要求在明天上班前看到你写的某推广案的proposal，但你心里真正嘀咕的是：这产品烂透了，推广个屁。在很多场合下，“缺乏兴趣”并非仅仅是借口，而是非常真实的导致拖延的因素之一。

但同时也有这种情况：这件事你本身是有兴趣的，但你依然拖延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发生在我的身上。我由于采购了太多的书，导致书架不够用了，于是我的书房里乱七八糟地堆放了很多的书，以至于连走路都成问题。我调整了一下书房的摆设，腾出了一个空间足够放下两个书架——然而，购买新书架的事被我拖了整整一个月，新书架到位后我整理书籍这个行为又拖延了一个星期。

缺乏兴趣在这个例子中是没有说服力的，我并非一个不爱书以及不爱整洁的人。在本文文头提到的那篇文章里，它引用了这样一段话：“如果你看到某作者、编辑或编剧一大早就开始在微博上乱转悠，自己刷屏，还逮啥转啥，哪有事儿哪儿到，嘴欠得要命，那就说明此人交稿子，交专栏，交本子，交版面的死限又要到了。”这个段子被很多人引为知己：：“没事儿干吗那么精准呀！”——很显然，你不能断言这些码字的人对自己的事儿一丝一毫的兴趣都欠奉。

但这个段子却点出了这样一个因素，对你正在拖延的事你不是缺乏兴趣，而是有更大的兴趣在诱惑你转移你本该聚焦的注意力（这个段子里是微博）。于是，我得出了一个小小的假设（hypothesis）：今天拖延症盛行的因素是：吸引我们注意力的事，实在太多了，以至于我们根本无法将自己的心安静下来。

这个假设有个可以争论的地方：究竟是我们静不心来故而去泡微博（或者其它什么东西），还是我们去泡微博（或者其它什么东西）所以静不心来？这对因果关系我想需要稍稍厘清一下：我认为是后者。我在这个假设中的一个推论是：这个“或者其它什么东西”之类的所谓更大兴趣都是一些easy的东西，拖延症的盛行关键在于我们越来越倾向于easy化。

我无法在这里把easy仅仅翻译成“简单”、“容易”，也许也可以用“不用太过动脑”诸如此类的词来形容。微博从来不是一个需要你做出艰难阅读并调动一切脑细胞（换而言之就是高度聚焦你的注意力）来应对的场合。其实网络上，大多数的信息都是这样：快餐式的，无需高度注意力的。

在开心网很盛行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每天上班前要去看三个笑话。他的理由是：如此可以帮助他以一个愉快的心态开始一天的工作。我曾经在一次和他的对话中让他举出三个他曾经看过的笑话也让我开心一下，他张口结舌，一个都无法说出来。这样一种情况，很难让我相信他在看笑话的时候是“高度聚焦注意力”的。

归根到底，我们试图越来越easy（轻松）。我最近写了一篇东西，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个E时代，我把这个e字解释为entertainment（娱乐）。我另外一个朋友坚决不同意我这种说法：所有的新发明都是为了娱乐。在争论良久以后，我同意entertainment有点不那么精确，但如果用easy，应该是成立的。

苹果发布iOS5操作系统时，“顺带”发布了一个名为Siri的语音工具。我以为，Siri有可能成为google（以及所有搜索引擎）最可怕的竞争对手。因为它让我们很easy——这一点，我用下面一个例子来形容：

假设我现在打算找个饭店来解决我的吃饭问题。在Siri中有可能是这样的（我只是举一个形式，Siri的真正问答可能不是这样的）：

I：“我饿了”
S：“附近有三个中餐馆，两个西餐馆，您需要中餐还是西餐”
I：“我更愿意中餐”
S：“它们分别是湘菜、鲁菜、海派餐馆，您需要哪个？”
I：“我想我还是愿意吃点辣的”
S：“那个湘菜馆的地址是：×××，距离你50米”

接着，下方出现了一个地图，标志着我现在的位置，和这个湘菜馆的位置。

在这场问答中，我们会发现，作为主体的人其实是一步一步被Siri缩小了搜索结果（本质上还是搜索）。Siri的妙处在于有时候你自己都无法一下子说出你想要什么，它通过问答得出了你“需要”的结论（需要打个引号的原因在于，这个需要其实未必是你真正的需要）。而google这类的搜索引擎，其实你能使用的前提是：你已经有了一个确切的且能描述出来的问题——而任何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知道，提出问题，本身就不是一件easy的事。

科技发明本身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为easy，但同时它正在反作用于我们：我们作为人类这个主体也在easy。这个反作用的代价就是：对于一些稍许复杂一点的事，无论我们有无兴趣，我们都开始拖延，因为我们不习惯。

与第一个拖延症引发的原因“我们主动去找easy的事”所不同的是，第二个原因，在我看来，是被动式的。的确这种情况很常见：在某件必须在数个小时后完结的事进行中，依然你会跑网上到处闲逛。但有时候也不完全是。你的确在全神贯注地工作中，但很遗憾：有一个行为横插其中，把你的注意力引开了。这个行为可能是：一条短信、一通电话、Outlook告诉你有一份新邮件、智能手机里响动了一下你有一条微博新私信。你开始去处理这个行为，好不容易聚集起来的注意力就此烟消云散：你需要一次新的启动。

我有时候总觉得，现代社会的人是很可怜的，因为拜手机所赐，他们很容易被找到。诺基亚的slogan中英文版本有一个很诡异的矛盾所在。英文是“connecting people”，中文则是“科技以人为本”。但connecting people的代价就是people will be connected anytime anywhere，怎么算是“以人为本”呢？

争议者会说：好吧，你可以关闭你的手机，这样你就无需connected了。但问题在于，关闭手机这个行为会引来一些更严重的后果，因为你的老板是这么认为的：随时connect你是理所当然的事。你如果有这个胆子再追问一句why的话，他会回答：因为你有手机啊！

似乎的确存在一些很“重要”的事需要你随时随地地被联系到。比如说乔布斯过世这件事。在这件事上我无比同情各个门户的科技频道编辑，因为乔布斯过世的时间正好是我们的法定假日（10月5日）。我可以想像在那天电波中他们的手机里都有着类似的信息：赶紧来上班，乔布斯死了。如果一个员工在微博上闲逛主动地获知了这个信息赶紧自发去上班的话，会被认为勤勉且有新闻感。这个例子告诉我们，想要切断自己的connection以使得自己能够全副精力扑在一个事情上头，其实是很困难的。

这个社会的人，有时候甚至在潜意识中存在着“被联系”的欲望。这句话的意思是：当你的手机三天不响时，你可能会有焦虑感：这个世界出了什么事？或者一种被抛弃感：我是不是快要被fire掉了？我们非常容易被打扰，但某种程度上，我们内心深处在渴望被打扰。在一场谈话中动不动就接个电话，是“忙人”的象征——也是VIP（very important person）的象征。当放下手机面带歉意地说“对不起，我事太多了”的背后，你能说一点优越感都没有吗：看，少了我就是不行！

真的，手机不是你想关就能关滴！

无论是自己去找更easy的事，还是被connect后转移注意力，拖延症的结果都是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的时间切割成碎片。为了完成这件事，最终我们的行为彻头彻脑成为了一种“目的性行为”——为完成而完成。目的性的增加，让“意义”变得越来越弱。职场人士苦哈哈地周而复始地“完成”再“完成”，却发现自己的生活越来越没意义。而幸福感，其实存在于“意义”中，而非“目的”中。

于是，我们越来越不幸福了。

——本文刊发于《全球商业经典》2011年12月号，刊载标题是《Easy至死》。写作本文，我拖延了一个月，在本blog上发布，又拖延了半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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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过往的年代中，一个显而易见的趋势是：设备其实越来越不像那个“奴仆”。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你真得想把这些“奴仆”们如臂使指地指挥起来，你自己也需要一定的学习和知识。比如电视机这个东西，遥控器已经越做越复杂，而一线城市里广为安装的所谓数字机顶盒，还多出来一个同样复杂的遥控器。如果你还想看个碟片，对不起，你的茶几上又得多出个依然那么复杂的DVD遥控器。洗衣机、微波炉、电烤箱乃至计算机，概莫如是。至于汽车，那可是得过了一定年龄并必须加以训练持证才能指挥的“奴仆”。

但如果我们回想起那个还有奴仆的时代，就知道指挥奴仆这档子事其实是不应该需要什么训练的。对于那些贵族而言，无论是小孩还是老年人，恐怕无需教会他们去指令洗衣工洗衣服罢。踏上自家的马车，只需要和车夫说一声去哪里，余下的（如何驾驭马匹何种路径到达），是无需主人操心的。如果到了目的地，所拜访的人不在，这位车夫还会很“自动”地帮助主人打听目标对象跑去了哪里，以供主人决策是否需要继续寻访。

对于计算机而言，处理“精确”指令是很拿手的，但对于很模糊的需求却力所不能及。大多数使用搜索引擎的人都应该有这样的体会，在那个搜索框里你输入的那些字样越能精确地表达出你的需求，你获得的搜索结果就越好。事实上，能够提出问题，才是能够获得答案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奴仆和机器“奴仆“的区别，因为前者是人，TA能理解你的“模糊”指令，并在一种大家都默契的范围内去执行你的指令，并根据结果和发出指令者互动再决定下一步行为——如果这些技能为机器掌握，那便是人工智能了。

在普通老百姓面前所展开的人工智能其实不多（到底和卡斯帕罗夫对抗的深蓝计算机还是实验室里的玩意儿），但Siri的出现，已经将人工智能推到了今天世人均可应用的层面，虽然，它还远远不成熟。

Siri所寄生的那个设备（或者说介质）是一个几乎片刻不离身的移动机器。一个带有Siri（或类似应用）的手机，不是语音输入+手机那么简单，而是有可能让一种通讯工具成为使用者的“贴身奴仆”。

对于计算机的操控，永远是需要输入装置的。从古老的磁带机到昨日的键盘鼠标再到今天的触屏，输入这个环节变得越来越简单，以至于在网上会看到一堆的小孩在人手一台iPad在那里把玩——因为触屏是不需要教的。不过，可能比触屏更简单的事是：语音输入。Mary Meeker在最近的KPCB报告中说，语音输入将是一种未来，不是没有道理的。

除了贴身化、语音输入，Siri还已经略略显出了人工智能的态势。网上有大量“调戏”Siri的段子，来表明“它”（真不知道若干年后是不是还可以用这个它）颇有些人类的幽默感。但在我看来，这远远不足以表明Siri真正的实力。事实上，它能帮助人们进行模糊搜索。

假设我现在打算找个饭店来解决我的吃饭问题。在Siri中有可能是这样的（我只是举一个形式，Siri的真正问答可能不是这样的）：

I：“我饿了”
S：“附近有三个中餐馆，两个西餐馆，您需要中餐还是西餐”
I：“我更愿意中餐”
S：“它们分别是湘菜、鲁菜、海派餐馆，您需要哪个？”
I：“我想我还是愿意吃点辣的”
S：“那个湘菜馆的地址是：×××，距离你50米”
接着，下方出现了一个地图，标志着我现在的位置，和这个湘菜馆的位置。

在这场问答中，我们会发现，作为主体的人其实是一步一步被Siri缩小了搜索结果（本质上还是搜索）。Siri的妙处在于有时候你自己都无法一下子说出你想要什么，它通过问答得出了你需要的结论。从这个意义上出发，Siri这类应用（也有可能是Iris或者其它智能工具）会成为今天以google为代表的搜索引擎的颠覆者。如果配以物联网，那么这个小小的移动设备，将会成为我们众多机器奴仆中的机器管家——通过它，来指挥我们所有的数字设备：“我要看电视，弄个武打片我瞅瞅”。

在我上一篇《C时代？E时代！》的文章中，我认为未来的时代是一个Entertainment（娱乐）的时代，我的一位朋友坚持不同意我这种看法。几番争论下，我承认用泛娱乐化可能有些过于武断了。不过，E时代恐怕还是成立的，只不过这里的E被指代为Easy：让一切都变得简单。Siri式的搜索是不是比google式的搜索来得简单？

但我依然不想抹去那篇E时代文章中我所暗示的那种忧虑。是的，让一切都变得简单了，这个“一切”，是不是也包括我们自己？诚然，会有一批顶尖的精英分子动用无比尖端的科技和无比复杂的算法，设计出让我们都觉得简单可用的东西，但恐怕，大多数人，他们的自身，会越来越“简单”。

人类根本无法抗拒拥有奴仆的诱惑，多年前为了这个权利还不惜战争。机器奴仆显然和人文关怀、平等自由等无关。当这些道德考量可以放在一边的时候，我其实是相信这一点的：我们，会变得越来越简单。

—— 刊发于《IT经理世界》当期专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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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即信息”又一参考个案：手机

虽然麦克卢汉有着“媒介即信息”之类的断语，但国内媒介环境学当仁不让的译介大师，深圳大学的何道宽教授坚持认为麦克卢汉不是“技术决定论者”。不过，曾经给莱文森留言否认自己是媒介决定论的麦克卢汉应该自己都会承认的是：他的确认为，技术对文明和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

手机的出现，无疑是其中之一。国内有论者甚至给手机加上了“第五媒介”的称谓（印刷、广播、电视、互联网之后）。虽然这种称谓在学术上未必能完全成立，但它所代表的那种“重要性”是确然的。

乔布斯不是手机的发明者，但正如他在07年iPhone第一代上市时所宣称的“我们将重新发明手机”，乔布斯和他的苹果，让手机这样本来仅仅是一个通讯工具的东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这张图来自美国最大的风险投资基金KPCB（凯鹏华盈）于今年1月份发布的报告，根据它的调研发现，人们今天在手机上只有32%的时间是用于所谓“传统的”功能的：打电话和发短信（图中的skype是一种通话软件，本质上也是打电话），而有9%的时间用在收发电子邮件上，12%的时间用于web式应用，47%的时间则在其它各种原来想都不会想到的功能上：地图、游戏、社交网络、各种工具，等等等等。

虽然这张图所描绘的时间分配是泛指所有手机，但很显然，几乎所有的移动互联网从业者都同意，正是因为iPhone的横空出世，才推动了整个智能手机产业的前行——从谷歌的安卓系统，到微软的WP7，甚至逼迫诺基亚放弃了自己的塞班系统。iPhone已经俨然成了“智能手机”的代名词，同时，也让手机不能再被简单地称为“移动的电话”，而真得成为了“手上的机器”——也是人们最重要的几乎片刻不离身的数码设备。

但是，苹果的辉煌，乔布斯的巨大成功，和早已故去的麦克卢汉，又有什么关系呢？

以“冷热媒介说”看手机

让我们从麦克卢汉本人受批判最为强烈的“冷热媒介说”开始吧。

麦克卢汉认为，所有需要人们高度参与才能完成信息接收的，都属于冷媒介，而相对的，无需人们花费太多额外的注意力就能完成的，则属于热媒介。按照他的说法，电视是一种冷媒介，因为电视能够提供的形象不够鲜明和清晰，看电视的人需要尽可能地去深入参与，才能重构一闪而过但又略显模糊的图像。而电影则是一种热媒介，它的图像很完整，以每秒24格画面的速度播放，使得看电影的人远比看电视的人“省力气”。

这个说法后来受到很大的抨击，因为电视作为一种设备而言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随着今天客厅电视越来越象一个“家庭影院”，抨击者认为“冷热媒介”的区分，显得十分的怪异和不合时宜。但事实上，麦克卢汉与其说是一个严谨的学者，不如说他是一个预言家（他的预言倒是有那么点十中八九的意味）。冷热媒介并不是一种结论，而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索过程。电视和电影究竟是冷还是热的，其实压根不重要。重要之处在于：如果一个媒介且属于人们惯常使用不可或缺的媒介，不需要人们深度参与，它会如何影响人类的行为从而影响社会。而一旦不可或缺的媒介需要人们深度参与了，它又将发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才是麦克卢汉及其身后的媒介环境学所关切的重点。

麦克卢汉的冷热媒介说，根本上是要引出这样四个问题，也就是他的媒介四元律：1）这个媒介使什么得到提升或强化？2）它使什么东西过时或取代了什么东西？3）它使什么过时的东西得到再现？4）它被极端挤压之后产生了什么东西或变成了什么东西？。正因为人和媒介之间的互动多寡，才会使得这个四元律变得有其意义。而当我们将智能手机放到这个四元律中，就会出现一大堆有趣的思索和探究。

在乔布斯的iPhone之前，智能手机虽然存在，但并不是一个吸引大众眼球的东西。诺基亚是智能手机的第一代王者，但这种王者是建立在本来领域就不大的基础上的。大街小巷的诺基亚手机，基本上还是以“功能手机”为主。它被人们常用的功能只有两项：通话（听说）和短信（阅读）。

功能手机显然是一种冷媒介：需要我们投入很大的注意力。这大概也是边打电话边开车是一件危险的事的缘故吧。但功能手机往后发展，有一度迈向音乐手机的趋势。因为生产商注意到这样一点：人们的随身设备似乎又需要mp3又需要手机，何不将它们合二为一呢？

音乐手机事实上让我们的参与度更高（虽然听音乐总得来说是一件参与度不高的事，即便麦克卢汉还把爵士乐分为了冷热两种），因为它需要我们动手将音乐复制进去。音乐手机使得每个人的手机或多或少有了些差别：我的手机里放着周杰伦的乐曲，而你的手机则吟唱着帕瓦罗蒂高亢的歌声。

我们现在可以这么说：智能手机是一种冷得不能再冷的媒介了，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它去再创造。这类创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有一大批人不断地为智能手机增加新的功能点，这些人被称为“应用开发者（商）”，iPhone上今天有40万种五花八门的应用。第二个部分则是大量的使用者去下载这些应用，目前苹果设备上的应用下载已经超过了百亿次的规模。

媒介发展中的两个节点

在整个媒介史的发展中，在我看来，有两个重要的节点。第一个节点是“介质和内容的分离”。无论是书本、报刊杂志，还是石碑，都是无法分离的东西。而随后出现的电视机、收音机，乃至mp3播放器、电子阅读器，都使得内容得以脱离介质而存在。所谓的“无字天书”只存在于神话中，但“无纸之书”却存在于现实中。

介质和内容的分离，使得内容的传输更有效率。想像一下，把一本书从一个上海人手中转移到北京人手中，势必要发生物体（也就是原子）的位移。而一份电子文档的传输，则是比特式的，而无需任何介质的位移。传输效率的巨大提升，伴随而来的，就是信息复制的轻而易举。

而第二个节点就是：介质和应用的分离。电视机作为一种介质，虽然里面播放的内容不同，但都是电视机。两户人家的电视机除了大小、色彩有差异外，主要功能是没有差别的。但以电脑为代表的介质和应用分离，使得两台电脑的功能都会出现显著的差异。一个程序员的电脑，显然和一个专业文字作者的电脑，是完全不同的。

介质和应用一旦分离，使得大量的数码设备成为“冷媒介”——但这个冷媒介的意思，和麦克卢汉笔下的，已经有些不同，或者说，延展了麦氏的意思。大量的开发者让媒介设备呈现出五花八门的功能，而更大量的人蜂拥而至，成为这些设备的使用者。而在这个趋势中，手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可以随身携带的一部智能手机，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手机的功用，它和3G网络一起，推动了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是对互联网一次根本性的提升和拓展。它也让社交这个古老的行为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无数人通过使用智能手机在各种SNS、微博上流连忘返，甚至业界还发明出了“弹性社交”的概念。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更加频繁，整个互联网越来越将“没有人知道你是条狗”抛弃。以iPhone和iPad为两款重要移动设备为前驱的app store（苹果应用商店）重新定义了产业界的法则，迫使wintel联盟解体。

过去有一种说法，一个人出门，必须带上手机、皮包、钥匙。但对于智能手机而言，这三样东西似乎一样就够了。智能手机和信用卡捆绑，能够起到钱包的作用，在机场用手机登机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了。而随着物联网的展开，用手机开门也不会是什么神话。一部小小的手机，已经远远超出传统意义上的“媒介”功用。它已经不再是游离在我们身外的一个配置，有时候，它就是我们自己。

行文到此，似乎充满着乐观，但我们不妨稍许停顿一下，仔细地审视一下，这样的趋势，真是有百善而无一利的么？

不要忽略麦氏論斷的警告意味

在媒介环境学的诸位大家中，从极度悲观的芒福德一翼，到极其乐观的莱文森一翼，麦克卢汉其实是位居中间（但稍稍偏于乐观）的。他的很多探索，被误解为热情洋溢的电子媒介鼓吹者，但事实上他并非如此（一个有趣的花边信息是，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告诫自己的儿子，少让自己的孙女看电视）。他的名言“媒介即信息”如雷贯耳，但同样我们需要注意到，他还说过“媒介即按摩”（media is the massage）。用按摩这一词，已经清晰地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在电子媒介的按摩中，我们必须警惕迷失我们自己。

他对冷热媒介的分析，正如前文所说，其实是一种分析媒介对社会影响的“方法论”，本身并不蕴含多少价值判断。他真正的价值判断在于“地球村”三个字。

在麦克卢汉的理论体系里，地球村指代着一种重归部落化的人类。机械量产时代所造成的面容模糊分裂切割的非部落人，需要重新向部落化回归：一个整体的人。电子媒介能够起到这个作用么？麦克卢汉并没有直接解答（正如他一贯喜欢用警句格言而不做直接判断那样）。虽然电子媒介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而非大家都在沉默地阅读着长得一样的报纸，但他自始自终是一名技术环境保护主义者。他深刻地意识到：媒介对我们的作用，远远超过信息对我们的作用，故而，我们需要象保护环境一样地去保护日益技术化的媒介。换而言之，技术，绝不可被滥用。

乔布斯和他的苹果重新发明了手机，也重新创造了程序（在苹果体系里称为应用）的生产、分发、变现的过程。用“苹果生态”这个词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那么，苹果生态，让我们重归部落化了么？

很难讲。比如，用手机上微博。这件事今天已经非常流行，我们经常可以看见，在饭店中，几个人坐下来并不是交谈或者开始吃饭，而是各自在那里发微博、看微博。我们可以用手机微博填充了我们的碎片化时间，但同时，我们也不得不遗憾地发现，也正是因为移动微博，让我们的时间变得碎片化了：动不动就想去看看微博上有什么新东西。

iPhone（同时也是所有智能手机）上都有着各种用于记事的应用，比如谷歌日历就可以和手机里的应用同步。我们先是发现这是一款很不错的让我们不会误事的应用，然后我们就又发现，一旦离开它，我们似乎便想不起今日的日程安排了。手机的随身携带性，使得我们对这种技术设备的依赖性是重的，而这种依赖，又怎么能言之凿凿地说：我们重归了部落化呢？

智能手机上更是存在着一些很暧昧的应用，比如“弹性社交”这个类别。这种应用可以让你和周围不认识的人搭讪、社交。听上去不错，可以拓展我们的人脉圈，加强我们和人类社会的联系而不是一头扎进数字海洋中不得自拔。但事实却是：LBS（基于地理位置的服务）现在被解读成另外一种LBS（location based sex）。我几乎可以断言的是，这绝不是乔布斯自己想看到的。

乔布斯有助于我们咀嚼麦克卢汉

麦克卢汉曾经说“媒介是人的延伸”，而他那位自称是“麦克卢汉不乖的孩子”尼尔波茨曼则写道，“机器曾经被认为是人的延伸，可是如今人却成了机器的延伸”。自麦克卢汉以降，一位又一位的媒介环境学学者在呼吁对“媒介这个环境”的人文关怀和保护，同时，媒介技术，也在数字英雄们的努力下，一步步地向前推进。技术的最终走向，不是技术发明者所能掌控的。技术的善恶，取决于我们人类自身的利用。从这个意义出发，媒介环境学，恰恰不是“技术决定论”。

互联网诞生之初，就有所谓的“数字鸿沟”学说。但在摩尔定律（用一个美元所能买到的电脑性能，每隔18个月翻两番。）、吉尔德定律（主干网的带宽每6个月增长一倍）、梅特卡夫原则（网络价值等于节点平方）的效用下，数字鸿沟正在慢慢弥合，越来越多的人接入了数字世界，享受信息社会给他们带来的快感。不过，我这里必须要说的是，数字鸿沟的宽度可能的确在缩小，但它的深度很有可能在增加。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技术对我们的利弊，并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我们的掌控能力。从iPod到iPhone再到iPad，乔布斯这一路走来，给我们带来了不断的惊喜，他的成功，正如他一贯念念不忘的，的确在改变着世界。然而，确切地说，他提供了我们改变世界的工具，至于这个世界，究竟如何改变，已然不取决于他。

今天，我们纪念乔布斯，不仅仅是因为他创造了一个真正意义上富可敌国的商业组织，更重要的是，他给了我们一个延伸的工具。而至于究竟是工具是我们的延伸，还是我们是工具的延伸，则需要我们更加去缅怀和反复咀嚼麦克卢汉，不仅仅是因为他那些已经成真的预言，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需要看到的是，在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他一手开创的媒介环境学学派，弥足珍贵的地方。

—— 刊发于当期《新闻记者》，小标题为魏永征教授所加 ——

乔布斯过世后，有朋友问过，怎么没见你写篇专栏聊聊？一来他退休的时候我写过一篇很长的东西，二来我现在改行写学术论文去了，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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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台词的震撼之处在于：牛肉是虚拟的，但感觉却是真实的。那么，究竟什么才是真实的呢？究竟是客体存在是一种真实，还是主体感觉才是一种真实？

这是在描绘某种未来么？倒不见得。如果这是未来的话，事实上，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未来中：我们用我们真实的感觉在体验某种程度上一种虚拟的现实。这，就是高度发达的数字媒介。

其实对于媒体，有这么一句比方：medium is the mirror，媒介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将现实反射给我们，但它自身并非“现实”本身。媒介有意或者无意的误导，屡见不鲜。这面镜子，显然就是一面哈哈镜。在学术理论上，“拟态环境”四个字是专门用来描述这种情况的：“媒介所创造出的信息环境，它并不是客观环境的翻版再现，而是媒介组织通过对新闻和信息的选择、加工和报道，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所提示的环境。”

不过，拟态环境的造就者是：大众媒介机构。在可能的情况下，这类组织出于“公信力”的需要（究其根本，也是商业目的），会尽可能地去接近现实。一篇被认为是佳作的新闻报道，应该排除情绪和写作者的个人感觉。但是，互动型的数字媒体让这面哈哈镜更进一步了。人们用各种新兴的UGC来表达他们的话语——很遗憾，虽然不断有人鼓吹这是一种“公民记者”，但恐怕，人们更多表达的，并非是记者行业所倡导的“事实”，而是一种“情绪”，一种价值判断。

乔布斯过世消息传开，新浪微博不无得意地宣布：12小时后，共约有250万条Twitter的消息发布；32小时内，共约有7500万新浪微博发布——由此来说明自家微博的火爆。但不知道读者们有无发现，Twitter的用户数是1.5亿左右，而新浪微博自称有2亿用户，用户数差别不大，何以信息量却差别十数倍？难道更多的中国人是苹果的粉丝？

现实，现实不是这样的。仅仅iPhone，全球就售卖出1亿部，但中国的iPhone加上iPad，不过千万级别。我承认国人中有那么一批果粉，但更多的，只是IT圈、程序员圈。我身边就有一些iPhone手机的女性用户，对乔布斯本人，谈不上有多么“高山仰止”的感觉。

与其说人们在微博上哀悼乔布斯，不如说是借这件事来发泄自己的某种情绪。有论者认为，这是借乔布斯特立独行的成功以“批评中国内地的掣肘体制和由此萎缩的创造力”。象微博这样的UGC媒体，的确存在着“以洋抑华，借古讽今”——一个抑字，一个讽字，用的是很精到的，准确地反映出，在媒介之上人们的主观“感觉”。

UGC媒体本身又很容易成为一种定制型媒体。一个可以自我创造内容的工具，就必然要走向可以自我选择接触何种内容的工具。信息定制的好处是可以让用户规避TA不想要看到的信息——比如广告，但它的坏处在于：一个信息消费者所不想看到的信息，未必就等同于TA不该看到的信息。在微博中，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一个用户从TA自己的timeline中来判断这个现实社会是如何的。但很遗憾，TA所看到的，可能只是“现实”社会中的一角（打上引号的原因在于其实这个现实是一种拟态环境），而压根不是全部。

早期的互联网，还被单独描述成“虚拟社会”，因为互联网对于人们而言，工具性显然更强一些。但今天的互联网，已经成为“人类社会中的一部分”，当“互联网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不再成立后，互联网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事物。我们已经很难做出这样的判断：虚拟社会是现实社会的投射。准确的事实是，虚拟的互联网已经成为社会有机的一部分。我们已经“数字化生存”。

很多年以前，有一个数字公司策划过一场“72小时生存”的活动，找来几个志愿者，让他们在72个小时内只依靠互联网，最终的结果是失败：吃饭还是打电话叫的外卖。到了今天，我倒是有兴趣找几个志愿者，也做一次“72小时生存”的活动，在这72小时内不许接触网络。人们倒不见得不能生存，但恐怕，心理上会有一些变化吧，比如，焦燥感。在踏出房门的那一刻，他们会不会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手机，看看微博上又新增多少粉丝、多少评论、私信和转发呢？

回到文头的《黑客帝国》，当我们把“牛肉”替换成“信息”两个字之时：“我知道这条信息不全是真的，但我脑海里那种感觉却是真的。”这样一句话成立与否？不要说不见得成立，微博上已经有人主张谣言未必要辟，因为那种情绪是真实的。黑客帝国那个未来，我们已身处其中。

—— 《IT经理世界》专栏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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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的，他们都是网民。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他们是有区别的。我们很难用“活跃与否”来对他们做区隔：事实上，张三也是个天天要上网的人。他们的区别究竟在哪里？

清华传播学博士，现任教于北师大的何威在他的《网众传播》中回答了这一问题。在他看来，类似张三的这类基本以信息单向接受为主的，是为“大众”，而李四这样的，则可称为“网络化用户”，众多李四则构成了一个群体：网众。何博士对“网络化用户”的定义如下：

当今社会中那些积极的媒介使用者，他们以跨越各种媒介形态的信息传播技术（ICT）为中介，与其他媒介使用者相互联结，构成融合信息网络与社会网络的新型网络，网络化用户则成为该网络的节点（node）。

在本书第18页，何威以一张表格的形式，罗列了“网众”、“大众”、“受众社群”的各自特征和差异；而在第21页，同样用一张表格，罗列了“网众传播”、“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的特点和差异。这里不再赘述。

此书脱胎于何氏的博士论文，故而有极强的学术风格。由于“网众”一词，属于作者的原创，而对于学术而言，一个名词概念的新创立，需要进行相当严谨的文献回顾、维度分列和操作化定义描述，绝非信手拈来。这本书起手几章都是在建立这个新概念的“合法性”（legitimacy），这是学术规范，不过，对于普通读者而言，论证一个严肃概念是否成立的重要性，远不如这个概念到底有什么用？

早期的互联网有一句名言：“没有人知道你是条狗”。因为在门户统治互联网的时候，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单纯的信息接受者，这依然是一个“大众传播”的路径：经过一个井然有序的组织体系和精心打造的内容生产，向不知名的受众进行传播。唯一的差别是，传统媒体的介质是“原子”，而数字媒体的介质是“比特”。

Web2.0诞生后，受众开始向“网众”转变，第一步是UGC（Users Generate Content），也就是用户贡献内容。标志性的应用就是“博客”。博客全盛时代，中国号称有一亿之巨，无数的网民在互联网上成为内容生产者。某种意义上讲，真正的信息爆炸产生于web2.0，也正是因为如此，搜索引擎开始替代门户成为网络的统治力量，因为互联网上的内容，实在太多了（这里还有一个因素是建站变得越来越容易，个人建站不是什么稀奇的事，这个因素其实和个人开个博客，本质上是一样的）。

但按照何威对“网众”的定义，网众不仅仅贡献内容，虽然这是行为之一且比例不低。网络化用户的重要特征在于他们在互联网上通过互相联结编织了一个数字社交网络。在中国，这一步是QQ开启的（事实上比web2.0早，但这个社交网络相对属于私密的），当今则是微博；而在国外，既电子邮件广泛应用之后，现下是Facebook、Twitter为代表的SNS大行其道。在微博中，有一个功能名为“转发”，在SNS中，则称为“分享”。单纯的使用转发或分享，严格说来，算不上什么“贡献内容”，但这种行为显然有着异乎寻常的后果。

对应“信息爆炸”，我把它称为“传播力爆炸”。在中国，以微博为代表的“转发”按钮，弥补了博客相对呈现信息孤岛的缺陷，开启了一个真正的传播爆炸时代，而信息爆炸加上传播力爆炸，便形成了一个“公共空间”（public space）。这的确是史无前例的，因为QQ或email所形成的社交网络，并非公共空间，也无法形成社会化媒体（social media）。

微博上的诸多社会事件，已经彰显出网众的力量。互联网越来越成其为一个真正的社会而非现实社会的虚拟投射。于是，新闻传播学的大众也好受众也好，这些概念已经无法完全覆盖网络用户的特点，倒是社会学“行动者”（actor）的概念，颇为适合。

问题在于，网众——或者说，网络社会上的行动者——他们的力量，究竟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先来看内容生产。安德鲁基恩在他的《网民的狂欢》中写道：

很多业余者…发布各种各样的东西：漫无边际的政治评论，不得体的家庭录像，令人尴尬的业余音乐，隐晦难懂的诗词评论散文和小说。

在他看来，这些内容“毫无价值可言”。

再来看传播力。有论者认为，微博有极强的纠错机制，经常援引的一个例子是微博上谣传“金庸死了”但在几个小时内就被证伪。但我以为，这是一个很极端的案例，在微博上简单事实是容易就被纠正，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这个可能在微博上“指鹿为马”。然而，有太多复杂的事实，显而易见，纠错并非“转发”就可以办到的。

国内传播学著名学者张国良教授在奥尔波特的流言公式基础上做了一些改进，他认为，流言速率=事件重要性×状况模糊性×技术先进性÷权威公信力÷公民判断力。我深以为然。从这个公式中，我们可以看到，技术先进与否和流言速率成正比，而公民判断力则是遏制流言传播的两大动力之一。网众的产生，意味着普通人具有内容的创造力和传播力——这只能说明技术够先进，但却并不等同于公民判断力在提升。而这一点，其实和严谨的教育体系有关。

不过，克莱舍基则对“业余者”大加赞叹，在他的《未来是湿的》一书中，大规模业余化是“社会性困境的解决之道”。流言并非谣言，流言传播得越快越广，越有可能被证实或被证伪。维基百科是一个极佳的例子，这个在我看来是互联网上最伟大的产物，已经成为了人类智慧王冠上一颗闪闪发亮的明珠，群体智慧在它身上，发挥得淋漓尽致。

网众的力量究竟对文明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或者说，公共空间能否演变成哈贝马斯笔下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这个问题其实非常难以回答。本书作者也用了将近十页的篇幅来探讨这个问题。他问道：

相比权威不容置疑、个人选择匮乏、信息更为同质、交互成本更高的时代，难道一个有着纷繁信息、更多选择，并提供了挑战权威、人际交互、信息过滤的有力工具的时代，反而让个人变得更加无所适从、更加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吗？如果有人认为，自己确实更无所适从，更不知道需要什么，那么究竟是人们身处的信息环境、使用的媒介技术出了问题，还是作为行为主体的‘我’尚不具备足够的能力素质来担当责任，做出选择？

时代的的确确是“进步”了，相对于过往闭塞社会，今天的文明更加开放。但技术的“进步”，会不会演变成文明真正意义上的进步，取决于“人”这个行为主体有没有足够的力量将技术用在正面的地方。这个道理就好像核技术究竟是被人们用来疯狂制造原子弹呢还是建设新的能源动力。而传播力，以我之见，就是一种核技术。

“人无法不传播”——这句话的另外一种解读就是：人类社会事实上是靠传播作为纽带勾连起来的。UGC给人们所带来的内容创造生产的解放，其意义比人们自身具有传播力来得小。行文至此，我觉得有必要对内容生产和传播两者之间的区别，做一个小小的注解。

这不是在写博士论文，故而，还是举例说明罢。

博客的产生，让很多人有了创造内容的可能。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大部分的博客是所谓的“信息孤岛”，即看的人并不多。除了象韩寒这样的知名博客，大部分博客最后产生的传播层级也只有一级：该博客的直接读者，通常还是以博主的亲朋好友为主。博客缺少了一个转发按钮，故而当张三看到李四写的博文，然后…然后就没有了[1]。

与博客只有作者和第一层读者所不同的是，微博上有大量的具有高度传播力的节点（即拥有庞大粉丝群的微博大号，又可称为意见领袖）。这些节点除了创造内容以外，也会将他人某一段短短的文字“转发”出去（有些节点甚至传播超过了创造）。在博客圈中，一个名不经传的平头老百姓所书写的博文，传播范围通常是极小的。但在微博圈中，同样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写的东西，就存在可能经由意见领袖之手，得到大面积传播。这样的事例之多，远远超出了博客圈中类似的案例。事实上，何氏在本书中以《系统》一文在博客圈中广为流传为例，窃以为是不太具代表性的。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微博中，“传播力”并不存在于“创造者”之手——对于意见领袖自己来说，这句话同样成立。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唐润华研究员认为，

影响一条微博转发数的因子，按权重排序:1、博主本身的粉丝数、2、转发者的粉丝数；3、话题的吸引力；4、微博的发布时间；5、微博的表现技巧。

而我则在和他的探讨中说，五个因素中，最大的因子在于转发者的粉丝数。张三有100个粉丝的，他创造的内容之传播范围就是这100个人，但如果这100个粉丝中的李四拥有100万粉丝，那么，李四的转发，将会成为这条微博内容的大范围传播的决定力量。

由此而得出的一个推论便是，对于内容创造者而言，传播变得不可控。因为张三无法控制李四是否转发他的微博。红十字会7月头上的一条微博获得10万次带“呸”的转发，被媒体称为史上被呸最多的微博，而直至9月的今天，它的粉丝也不过10万（其中应该具有一定的僵尸粉比例）。如此大的规模，想必不是红十字会自己能够预料的。

将“信息创造”和“信息传播”分开，是因为对于“网众”而言，持续且保证一定质量水准的信息创造，是不太容易的。我们不得不承认，博客圈中真正值得一读且长期一读的，是很小的比例。但信息传播就简单多了。转发这件事，任何人都会干。可以这么说，门槛的如此降低，才是真正造就“网众”并彰显“网众”力量的前提——故而，《网众传播》作为在微博兴盛之前便写就的书籍，作者是有预见力的。

对于传统媒体组织而言，内容生产和传播是合二为一的。且在信息匮乏的年代，媒体组织更注重的是前者而非后者——这从我国新闻传播院系可以一窥：新闻学专业的设置远远比传播学专业来得早。在我看来，新闻学成天研究的就是如何进行内容生产，至于生产之后，传播问题是次要的。

网众的时代，内容生产和传播开始分离，且后者呈现两个趋势：其一是传播力越来越从组织手中流向个体（所谓意见领袖），其二是传播力比创造力更重要。从这个结论出发，前文所引用到的何威博士的问题，就变成：意见领袖们有无这样的质素？

北大教授刘德寰认为，微博上的意见领袖的传播，有“价值观第一事实第二”的态势，我称之为“义理正确高于事实正确”。总体而言，意见领袖们喜欢传播包含“价值判断”的信息，而非“事实判断”，或者，他们在“事实判断”的内容上再加以创造和传播自己的“价值判断”。以至于谣言应该不应该辟都可以广泛地争论一下——这在我看来，似乎本身不是一个问题。

这就是今天的网众，与其说我们（我也是网众之一）拥有的是内容创造力，不如说我们拥有传播力。我们当下能善用这个力量么？这一点，我并不像何威博士在书中所呈现出的那种乐观。一个很简单的事实是，同为网络百科字典，中国产生不出维基百科这样的网站，更多的，只是类似百度百科这样的堆砌物。从这个事实出发，中国网众，比起美国网众而言，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刊发于当期《网络传播》及《数字时代阅读报告》第八期，前者刊出时由于版面原因，由本人删节至3000余字，此处为全文）

[1] 博客圈的信息传播，除了直接页面浏览以外，还有RSS阅读。在所有的RSS阅读服务中，都有一个名为“分享”的功能。这个功能某种程度上或可类比微博的转发。但RSS阅读本身是一个很小众的行为。

—— 提请读者注意 ——

1、本书作者何威博士，是我好友，亦同为《数字时代阅读报告》的创始编辑成员。

2、本书蒙作者惠赐，非本人购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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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很多网络服务，目标受众群体都是年轻人群体，比如说网游。即便是一些貌似稍长一点年龄段会去使用的服务，比如富媒体，比如即时聊天，比如社交，运营者也是瞄着年轻人群。所谓的年轻人群，我看大抵就是10-19岁和20-29岁这个年龄段。至于40岁以上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服务为这群人提供。因为从静态的数据来看，10-29岁这个年龄段，占据了极高的比例，在第28次报告中，这部分人超过了一半。

然而，如果从另外两个角度去分析，我们就会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结论。

第一个角度：某个年龄段的网络人口，占据整个该年龄段的国人比例为何？

中国的2011统计年鉴世面上还未出，我只能通过2010统计年鉴（也就是分析2009年）来判断。选取同期的CNNIC报告，我们可以看到，10-19岁的人中，有77.84%已经是网民，20-29岁的人中，则有70.01%。可以这么说，10-29岁的人，该上网的，都已经上网了。（如下表，虽然40岁以下的诸个年龄段都有两位数的比例增长，但趋势上可以说，最有潜力的应该是30-39岁）

	10-19岁	20-29岁	30-39岁	40-49岁	50-59岁
2009年	77.84%	70.01%	44.68%	22.24%	10.57%
2008年	60.97%	59.68%	27.41%	14.42%	7.38%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新出来的网路服务（或某服务的新进入者），已经无法获得新增用户，这个年龄段的人口红利已经基本全部吃完。新进入市场的，只有从该市场既有者手中去争夺注意力。中国网络业，厮杀得到处是红海，其实与这一现实不无关系。

但另外一头，我们能看到的是，30-39岁这个年龄段，只有44.68%的人是网民，40-49岁这个年龄段，比例下降到22.24%。至于50-59的，区区10.57%而已。而随着今天相对年轻的人的年龄增长，他们迟早会进入到这些年龄段中。但正如前文所说，中国的网络服务，鲜有专为他们所提供的。

第二角度，某个年龄段的网络人口占总网络人口之比，其幅度增长如何？

	10-19岁	20-29岁	30-39岁	40-49岁	50-59岁
2010年	27.3%	29.8%	23.4%	12.6%	3.9%
2009年	31.8%	28.6%	21.5%	10.7%	4.5%
2008年	35.2%	31.5%	17.6%	9.6%	4.2%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发现，10-19岁段，逐年比例在下降，20-29岁段，基本稳定在3成不到。而30-49岁两个年龄段，逐年比例在上升。中国自计划生育以来所形成的人口倒金字塔态势，是这个趋势的重要推动因素。

从这些数据出发，我们的确可以看到，以学生、刚刚毕业的白领群体为对象的人人网、开心网这两个SNS网站所面临的严峻态势。他们不仅要互相抢夺注意力，还要和一大堆网游去争夺用户粘度。目前人人的用户活跃度只有3成，与它的受众群体落在一个基本饱和的年龄段十分有关。

不过，10岁以下这个年龄段的数字也相当有趣——出现了惊人的增长。由于CNNIC对网民的定义就是6周岁以上，故而统计年鉴中单取5-9岁人口。

根据CNNIC的历年报告和对应的统计年鉴，整个08年度，6-10岁的人中只有0.19%的人是网民，而到了2009年，这个比例跃升至6.7%。这个增长是极其惊人的。无怪乎主要面向这个群体的网站淘米网这两年做得风生水起，已经上市了。—— 这里很难说是上网人多了故而淘米火了，还是淘米火了导致上网人多了。但无疑的是，淘米遇到的市场，就是蓝海市场。

总体来说，今天的网络业者，太过注重30岁以下的人群，而相对比较忽视30岁以上人群的需求。网络各种服务层出不穷，且一旦有什么新玩意儿，后继者立刻跟进。这是市场经济必然会发生的状况，创新也好抄袭也好，我以为本不值得多加讨论。倒是同样是一种服务，由于面向人群不同而形成的运营风格不同，却十分罕见。

我不是说不值得去争夺年轻群体，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一个已近饱和的市场，除了提高ARPU（单用户收入贡献），已无它法。何不把视线投到未来人群增长可期的年龄段中呢？

—— 刊发于《21世纪经济报道》当期专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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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很少有读者会特地关心是谁写的文章（除非这篇东西实在太石破天惊），一般人的注意力只在内容本身。要做一个名记其实很难，因为这需要一个记者持续不断地写出漂亮的文章，才会给人形成那么一点点的印象。而之所以电视台出镜记者/主持人更容易成名（试想一下凤凰台的吴小莉），就因为人们不可能在看电视的时候只听到记者在说什么而完全不留意记者的那张脸。白岩松开玩笑说，把一条狗放他的位置上一段时间，一定是条名狗。玩笑归玩笑，道理是确然的：谁（who）比说什么（what）重要。不过，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去做出镜记者的，这个岗位的名额，极其有限。

所以我大致可以这么说，在新闻报道领域，记者其实是幕后工作者。他们把所谓的事实真相推到前台，自己基本上处于一个“隐身人”的位置。成名的文字记者很少，而且一般需要很长时间的职业浸淫。

但随着博客、微博到来以后，记者正在走向前台。特别是微博，每一个文字记者，都有了这样一个机会：成为出镜记者。

在最近举国上下都在关注的动车事故中，一位记者（还不是新浪微博v字认证用户）在现场工作。他不断地用短信发送文字和照片来报告他的所见所闻。后来，他大概终于有了机会上了一下电脑，写了这样一句微博：“回到家里打开电脑，迎接我的是1114条新评论，5075位新粉丝，4463条提到我的微博~~~~”。

如果说那1114条评论、4463条转发，还是主要和内容相关的话，那么，5075个新粉丝，就主要和他这个人有关了。说得俗一点，他成名了。而按照他的自述，他所供职的报纸并非名闻遐迩的大报，而他本人，也一再说自己是“新手”，应该不是资深记者。

中国的媒体生态还颇有些大家都知道的规则：有很多话，并不适合由媒体发布。于是，自有了微博以来，在任何一个重大的社会事件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媒体人（主要是记者和编辑）在微博上极其活跃的身影。他们在用自己的帐号发布各种他们认为可以和应该发布的消息，说的比自家媒体说的既多且快，引来的后果之一就是：有些媒体人的粉丝，比他/她所供职的媒体官方微博的，还要多。

一位网友提到了这样一个事实：“BBC的一位政治记者跳槽ITV带来的后果。就是BBC一下损失六万twitter粉丝，而且是白送给竞争对手。”媒体人正在比媒体更有大众传播力，记者，正在成为明星——我这里所谓的明星，指的是文艺圈那种经纪人+艺人的模式。

不可否认的是，微博是一种快餐式信息消费，140个字难以说明一个稍许复杂一点的事实。微博上的信息消费者也是一种“饥渴难耐”的心态。要在微博上做一个“名记”，需要懂得三个要诀：快、飞快、比别人快。

这其实是记者的看家本领：抢新闻。但媒体抢新闻到底还要过一个一个审核关，记者自己的微博，自己审核就够了。于是，微博上记者有时候也会说错话。一位知名媒体的知名女记者（14万粉丝）在这次事故中，就报错了一条消息。虽然事后予以更正，但影响已经由N多的转发传播出去了。这位女记者曾经是v字用户，不过也许想着重表明自家言论不代表所供职媒体的言论，故而自行去了v字——但到底，在事故现场的她，又是文字发布又是照片发布，很难讲究竟是职务行为还是纯属个人行为。

BBC记者跳槽所引发的BBC损失，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在催逼记者。未来的记者要求职时，媒体想看看其人有多少粉丝，应该不算过于荒诞。有时候我甚至会想，一个记者的价值究竟几何，微博粉丝会不会算变量之一？正如艺人是靠“知名”吃饭的一样，记者是不是也要靠“知名”吃饭？而这份知名，却是140个字打造的——这个就有点诡异了，吃文字饭的，结果靠140个字。

这个问式的答案可能是不会，特别对于专业媒体来说，还是要考察一下记者的某一行专业素质。但微博上如云的粉丝，成千上万的转发评论，会不会给一名记者带来一种“成名”的幻象？而这种其实殊无底蕴的“成名”，会不会给这个行当的职业心态产生一定的影响？

这个问式的的答案可能就是：会。

—— 刊发于《21世纪经济报道》当期专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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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微软最终逃过了被拆分的命运，但它的形象一直不太好，google崛起后，没几个人同情这个老去的王者，因为大家都认为它太霸道，而且其实很多产品都是买来的（包括最早期的DOS系统）而非自己创新。但不知道为什么，似乎没有人注意到，相比苹果的麦金塔系统，它可谓是早期的“开放平台”了：任何一个程序员或开发团队，都可以开发基于win系统运行的软件，或免费+广告，或直接收钱，微软从来不问。

但就是这样一个“开放平台”，越多的人加入，就造成它的垄断态势越强。近来苹果虽然再度崛起，市值已经超过微软，但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在桌面电脑领域，win系统的强悍依然稳如泰山。苹果并不是在桌面设备上翻身的，而是在移动设备上。即便google如日中天的时候，它也始终面临这样一个尴尬：google搜索再强，也得让用户经由win系统打开IE才能进入不是。

Facebook可能是互联网最大最热闹的第三方开放平台，数十万应用在这个网站上被无数人使用着。它不仅把控着用户获取信息的第一渠道（就像当年的搜索引擎那样），甚至还做到了让用户虽然使用各种公司出品的应用却始终没有离开过Facebook网站——这已经几乎到了Facebook就是互联网本身的地步了。国内有一家公司在效仿这样的做法，就是百度的“框计算”——这也是一个所谓的开放平台。

在百度中输入“小游戏”，第一映入你眼帘的就是3992个小游戏，分为38页呈现。点击任何一个小游戏，你都可以在不离开百度页面的情况下玩乐。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有3992个小游戏，但数字世界无论如何都不会只有这区区几千个。而且，通常用户也就点点第一页、第二页的小游戏（有些用户可能会去点第38页），但中间大量的小游戏，就被忽略了。

这样的开放平台会造成两个后果：其一平台自身的垄断力越来越强，其二众多第三方应用呈现“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马太效应。开放平台到此画出了一个极其诡异的图景：开放的走向，乃是垄断。而且这种垄断，是能够让后入市场者不俯首乖乖合作便无路可走的。

最近腾讯启动了“Q+”开放平台，它的实质是将用户桌面侧边栏作为战场（而不是仅仅右下角了），但这个侧边栏腾讯本来就没有占领，故而乐得以一种“开放”的姿态，邀请天下数字公司共襄盛举。进入到这个侧边栏的应用显然是有限的，腾讯Q+嫌这点还不够，还可以让用户一键便从win系统桌面切换到它的Q+桌面。在这个桌面上，连windows经典的“开始”按钮都不见了，整个儿的QQ系统。

开放平台的出现，意味着早期互联网精神的彻底终结。未来的竞争，将在两个层面上展开。巨头的平台之争以图吃肉，以及众多小公司在某个平台上斗殴不过是喝口汤。互联网最一开始那种平等游戏已经结束，随之而来，将会是“井然有序”的产业链金字塔。

—— 刊发于《21世纪经济报道》当期专栏 ——

可视为腾讯的Q计算之姐妹作，以及开放平台：从单个企业到联盟企业到星云企业的最后本人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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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老实讲一句，我注意到，很多人在疯狂传播黄艺博照片时，其实是带有一种类似围观芙蓉姐姐的心态的。大家似乎觉得黄同学的照片很有些“官气十足”的感觉，小小年纪就有着一种官员的态势，颇有些另类。再加上现在这个社会普遍弥漫着一种仇官仇富的情绪，这个事件成为一个公共领域中的事件，也就不奇怪了。

但问题是，到底芙蓉姐姐是一个成年人，而这位黄艺博同学，只是一个小学生，满打满算，今年也不会超过12-3岁。这样一个孩子的行为，放在成人社会中，遭受成年人的围观，妥当么？

我也不知道。虽然我知道中国有《未成年人保护法》，也有人呼吁这只是一个孩子，不要给他太大压力。但我相当明确的一点是，这种类型的事，未来只会更多不会更少。

波茨曼在他的名著《童年的消逝》中就提到这样一个观点：童年，是一个社会概念，而不是生理概念。在人们没有发明印刷机以前，童年并不成其为童年，十几岁的孩子别说去工作，上阵打仗都不是什么稀罕事。但有了印刷机之后，就出现了书本，也就出现了大规模的学堂教育。孩子得以被封闭式地圈养起来，和成年社会隔离。套用社会学的一个术语：孩子的社会化过程是人们精心打造并小心呵护的。

但电子媒介的到来在尽力地摧毁这个传统。孩子不再在两个封闭的环境中——家庭和学校——完成他们的社会化过程：他们可以看电视。通过电视这种其实并不一定反应社会事实但的确可以某种程度上反应社会真相的媒介工具，孩子开始了另外一种社会化过程。波茨曼哀叹童年消逝大致就到这里结束了。他可能没有意识到，随之而来的数字媒介时代，更让这种摧毁过程加剧了。

与印刷媒介对口语媒介，以及电子媒介对印刷媒介的更迭所性质不同的是，数字媒介不仅仅是增加了人们接触各种信息（对孩童而言，就是社会化）的传播渠道，它更带来的是，人们可以参与到其中——也就是所谓的互动。今天的孩童通过数字媒介，不仅仅是象他们的父辈那样只是通过电子媒介来观看成年人的社会，而且还投身到其中，并且，必然的，接受到了成年人对他们的反馈。这种社会化过程是人类历史上打有印刷机以来所没有的。事实上，虽然今天的孩童生理还物理存在在两个封闭的圈子中，但他们的心理，早已跨越了那两个圈子，渗透到成年人群体中。

黄艺博事件是一个极其典型的案例，它可能是孩童行为闯入成年人社会中的极端表现。但事实上，类似的过早社会化，早就屡见不鲜。面对这样的事件，高呼请注意这是一个孩童是一种道德观的表现。然后，遗憾的是，在人类社会中，道德观是最苍白的一翼。

一位朋友忧心忡忡地给我打了半个多小时的电话，在她看来，在这起事件中，反映出的是成年人那种嘲讽的凡事只看阴暗的品质，并对孩童（直接点说，就是黄艺博）带来不可估量的心理压力。但我仿佛看到了那位毕生只用打字机写作坚决不碰电脑的波茨曼悲天悯人的脸庞。未成年人，作为一个社会名词，已经无可避免地远去了。数字媒介的大潮，让孩童进入了社会，也必然让他们会相对于过去而言过早地接受社会洗礼。

这事是好是坏？恐怕，没人知道。

—— 刊发于《21世纪经济报道》当期专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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