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4-12 3,592 个看客
权威消解的时代
应网易科技频道的邀请，我以一周一篇的频率在该频道开了一个小专栏，名字想了我两天之久（我对起名字或者标题之类非常之不在行），最后定名为《数字与人》，在那个专栏文章的最后，那一句话是编辑加的：与读者分享他所了解的互联网时代的媒体融合。其实这个专栏不太想着重于媒介融合问题（这是我在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专栏所想侧重的）。正如这个专栏的名字，我更想探讨的是数字化的媒介和我们人这种物种以及这个物种所构成的社会之间的关系。是的，某种程度上，正是“媒介环境学”这一分支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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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大学教育里，除了“毛邓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形势与政策之类的全体学生都必须修的必修课以外，还有一种通识课（或者叫公共课）。这类课程也是全校学生无论文科理科都要学的，通常说来，各校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设置不太一样。我所供职的学校是高数、大物（大学物理）以及生科导（生命科学导论）等。
通识课的设置考虑应该是这样的：教育者认为这门学科是作为一个当代人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无论男女无论文理。但我一直很奇怪的事情是，有一门名为“媒介素养“的课程却不是通识课。媒介素养是一个学术名词，它所教授的内容，按照百度百科的定义如下：
受众利用媒介资源动机、使用媒介资源的方式方法与态度、利用媒介资源的有效程度以及对传媒的批判能力等。
在媒体数量有限的情况下，这门课被视为一种专业课是有道理的，但到了媒体大量出现后，还要把它看成是只有新闻传播学的学生才用得上的课程已经站不住脚了。到了今天UGC（用户产生内容）式的互联网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时候，媒介素养，应该具备和高数、英语等课程一样的位置，因为，媒介已经无所不在。
我之所以以那么学术化的讨论来开启这个专栏，是因为我认为，即使在新闻专业领域中，也有很多宣传机构的人在媒介素养上应该有所提高。
美国学者波斯曼在他的名著《童年的消逝》中探讨过这样一个问题：在电视大行其道的时代，童年人由于可以轻易接触和使用这种媒介而迅速地跨入到成人社会，故而才有了他这本书的书名。后来另外一位学者梅洛维茨在《消失的地域》中，借用社会学的理论，论证了这个观点。在梅洛维茨看来，电子媒介很容易将人们试图隐藏在“后台”不想为他人所知的东西给曝光出来，当神秘性消失后，类似成人对童年的那种权威，也将不复存在——他懂得的东西在某些方面比你还多。
另外一点就是“永远正确”那种感觉也荡然无存。我记得小时候，在我眼里，父母师长是没有缺点的，父母师长的话即使我不愿意采纳但也都是正确的，一切我所不知道的都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答案。梅洛维茨借用戈夫曼的“印象整饰”理论来说明其实这都是刻意修正过的。不过，我小时候大概除了教科书就没有什么媒介可以接触了（那时候我家还没电视机，后来有了频道栏目也很少），这种修正在我面前是有效的。
但今天已经完全不同。长辈所惊讶的小孩子怎么越来越早熟，其实就是电子媒介的普及所致。父母在孩子面前依然在刻意装扮，但小孩子已经通过电视媒介完全知道了成人社会也充斥着本来不可以说的谎言。等到小孩稍大一点，能上互联网了，就极有可能比不太接触网络的父母知道得更多。父母又怎么可能在他们面前还维持住“一贯正确”“无所不知”的形象？
国其实某种意义上有点家的投射。今天的民众，他们可能没学过媒介素养，但媒介素养的能力却一点都不缺乏。他们懂得分辨哪篇文章是客观报道，哪篇文章是组织过的刻意为之。网络大众中的活跃分子一般都受过高等教育，还具有独特的解构式的创造能力，可以针对一些文本做出更戏剧化的解读，借助UGC的力量成为传播者。网上到处可见的恶搞现象，就是上述现实的必然结果。
主流媒体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来维持那种权威形象，却越来越变得事倍功半。单向传播式的“宣传”理念，已经完全不能适应今天这个互动的数字时代。即使用“引导”，都变得有些力不从心。因为引导这个词的前提是引导者是相对有知的相对正确的。而唯有基于认识到双方无论是人格上还是智识上都是平等的“对话”，才是主流媒体能够形成主流文化的唯一方法。
因为，这是一个权威消解的时代。
注解：其实这篇文章，可以和我另外一篇80后：艰难的一代配套阅读，虽然似乎在谈两个完全风牛马不相及的话题，但其实内在，是有共通之处的。
再一个说明：这个专栏是我向网易的独家供稿，故而这个专栏下的文字版权不再遵循本blog的cc协议，而是由我和网易共同享有。我对文章的版权没有100%的处置权，故而请各路飘过的网站编辑，不可用cc协议的方式来转载此文。谢谢！
HarDy 发表于 
魏武挥 reply on 四月 13th, 2010 12:53 下午:
求助个人努力的原因是社会不公正。但个人努力通常碰壁，于是只好死马当活马医，回过头来找社会公正。这种自发的行为汇聚成流，就会形成一种社会前进的动力。比如说：网瘾战争